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快速与理性的平衡也倍受关注。在2004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上，“理性”成了一个被企业家们频频提及的词。

　　呼唤理性的企业行为

　　对于当前经济的走向，大家讨论的热点一般集中在经济的宏观层面和政府的行为，即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调控，但我想谈谈企业层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这次投资过热与企业的行为有密切的联系。

　　第一，这次投资过热不是一种完全理性的、商业性的决策和行为，而存在相当程度非理性和非商业性的因素，因为企业的决策应该立足于市场的供需状况、经济周期和企业实力等各个方面。非理性行为的出现，说明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还没有对企业决策者的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我认为企业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并加强治理结构，这有助于增加对市场的约束，同时使得企业的行为更能立足于商业性的决策上。

　　第二，我们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从微观层面来讲，一个企业也同样需要建立科学的发展观。这是这一轮经济过热和经济调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比如，我认为企业首先要以股东的权益最大化为宗旨，以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为目标，使得企业的规模、质量和效益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包括很多具体的内容：例如企业的短期发展规划和长期发展规划的协调;企业生产运作和资本运作的关系;企业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企业制度、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等。

　　我们经常听到“将企业做强做大”的声音，但是很多企业却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比如说财务状况并不真实，没有建立标准的会计制度;没有经过严格的审计;资产的质量不好，竞争力不强等。所以我认为首先应该把企业做实，接下来的目标才是做强，之后再来谈做大，而不是颠倒顺序，在不实不强的情况下去做大企业。

　　第三，我觉得这一轮经济过热反映了一个情况：在目前我们的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在一些政府管制的相对垄断的行业，出现了严重的寻租现象，或者说道德风险。比如说这次经济过热中首当其冲的两个行业，地产和金融，这说明除了政府需要逐步建立规范法制以外，企业如何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四，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可以被称为一个奇迹，但是我们也都看到了，这样的发展是以消耗大量资源、能源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从去年开始，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猛增，不仅造成了国内原材料的短缺、价格高攀、运输紧张，也引起了全球价格的变动，所以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从微观来看，企业应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即能源和原材料对微观企业发展的约束是长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同时还应该开发其它的资源，比如开发人力资源、增加科技含量等。

　　最后一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是经济周期的规律和特性的变化。比如美国，有两个赤字的增长，即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增长，却没有就业率的增长，这在美国过去的发展史上没有出现过。回过头来再说中国，我不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构成了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中国存在着投资过热现象：高增长伴随着高失业率，或者说我们的就业压力很大，当我们保证9%以上的增长时，还有这么大的就业压力，这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中国的经济过热还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很多行业并没有真正走出通货紧缩。比如钢铁涨价了，汽车不能涨价，政府还要发建设债来刺激需求，以前我们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对中国的问题和对全球的问题，都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说明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对于企业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其次，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各经营环节的依存度提高了，比如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管理有了新的内涵，全球经济结构和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复杂了，全球经济波动的传导性增强了，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一些新的不确定性。

　　同时，由于出现了新的复杂的情况，政府的干预度增大。比如说对利率、汇率的影响，产生的一些贸易摩擦等等。

　　推进建立混合所有制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又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中国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企业应走向国际市场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企业正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挑战。中国企业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国际市场，探索跨国发展。对此，我认为有3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中国企业必须要加深对世界市场的了解和研究。中国毕竟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尚有许多陌生的东西需要我们去面对。作为中国的企业，要改变依赖本土市场的情况，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刻地了解和把握世界市场是当务之急。

　　第二，我们在跨国经营、跨国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范一些新的风险，这与我们在国内所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美国的情况、欧洲的情况。将风险控制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对中国企业非常重要。

　　第三，要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发展跨国公司一定要有跨国人才，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已经深有体会。

　　混合所有制是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中，最重要是如何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的问题。这里面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培育投资人和培育投资主体。

　　现在我们所说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如何能够真正到位。另一类是作为多种经济成分的主体如何有效到位。多种经济成分包括民营经济成分、共同所有制成分以及大陆外的资本，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资本，我把它们叫做非国有其他经济成分。

　　现在近亲繁殖的现象很多，比如在一个地区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相互之间的参股，虽然这与国有独资企业相比是先进了一步，从投资主体来说是多元化了，但这毕竟只是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参与，这被称为混合所有制。除了国有和国有企业之间混股、中央企业和中央企业混股以外，如果再有中央和地方企业混股，或者再包括其他的经济成分，如外资或者民营企业，在这样的混合下，我认为法人治理结构的展开就相对有效了。各种不同的股东、不同的投资人共同参与，对法人治理结构创造价值的要求就会凸现。

　　资本市场是实现混合所有制的途径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国家股份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事物，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不论企业原来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或者是中外合资的，只要进入了资本市场，我想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了。

　　我过去举过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华源股份进入了资本市场，它既发了A股，又发了B股，有了成千上万的股民，这个时候如果一个民营企业也进入了资本市场，那么它与我们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吗?这里有一个规则，就是上市公司里的规则。无论原来出身是国有、民营还是混合所有制，到了资本市场，遵循的就是同一种规则，所以我认为资本市场是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一种非常好的途径。如同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时，无论运动员来自于中国还是美国，大家执行的都是奥运会的规则。同时，我认为资本市场绝不仅仅是一个融资的通道、融资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能够非常好地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体制问题和机制问题，还有游戏规则的问题。

　　国有企业应建立有效的企业问责制

　　建立企业问责制，并有效处理问责制与董事会、管理层，包括国有企业党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里面，董事会制度不健全，运作程序不规范，问责制度实际上很难落实下去。比如，某个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造成年终亏损甚至资不抵债，但是只要这个企业的领导没有腐败问题，没有违法乱纪问题，就很难找到责任人，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大家都从外部找原因。例如去年SARS期间，一些企业面临亏损状况，企业就将亏损归咎为SARS，而不是反思自己的经营方式。又例如今年某些亏损企业，将亏损原因归咎为宏观调控。所以如果不有效地建立起问责制度，那么中国企业讨论法人治理实际上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华源集团的改革实践

　　华源从1992年成立时就是混合所有制，而且到现在一直在“混合”上下功夫，进行不断的调整。下一步华源的目标是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长远的发展，为此我们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实体化、公众化、国际化。公众化即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发展。国际化就是加大海外投资和海外经营的力度。

　　华源集团根据中国医药产业的特点，采取了并购和发展共同推进的发展战略。中国医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布局分散，企业小而全，很难找出一个像样的大企业。而国际上不乏一些通过并购来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例子。

　　在国际医药市场，中国医药相当于一个小舢板在对抗一个航母。而华源希望通过市场手段、经济手段，通过与国内医药企业的协作、联合、重组等方式，更好地打造中国医药产业的航空母舰。

　　打好产权结构的根基

　　国企改革在中国还是一道没有完全解开的难题，我们不同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赚钱。而国有企业的领导要面临很多方面和价值取向的考核。

　　国有企业还有很多其它的问题，比如体制创新和产权结构改革。如果没有一个明晰的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不可能建立科学的管理方式，也因此无法实现长期的效率，这是一个逻辑圈。

　　如何改变产权结构非常重要，比如用我们的优良资产与跨国公司合作，构筑强有力的战略平台，引进他们的风险控制手段，然后打造自己的上市公司，这也是解决产权多元化问题的一种方式。新的股权结构中既有我们的国有股份，也有一些个人上市的股份，还有国外投资机构的股份，这样就增强了对公司运营的约束力。

　　还有企业自主权和激励机制的问题。举个例子，由于国有企业有工资总额的限制，企业领导无权给职工定工资，企业老总无权任命副总，1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要经过国家审批等等，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完全自主的企业，所以我们也因此错失了一些机会。同时由于自主权的缺失，没有办法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所以有人说大型国有企业在激励机制上基本上是停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