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知青史》出版暨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我与各位领导和与会专家学者及同事共同见证《四川知青史》的出版与学术座谈，心情格外的不平静。利用这个机会，我介绍一下《四川知青史》在构思、视角、布局、撰写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一、关于总体思路问题

　　本书在“导言”中对此有明确的阐述，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以新中国的发展历史和当代四川的实践活动为基点，以党和国家对知青问题的基本结论、基本文献，以及四川党政的知青历史文献为线索，客观展现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全貌和发展轨迹，系统梳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历程及其演变过程。既能有效存史，也能有助资政，还能有益育人，立足四川，缩影全国，借鉴历史，昭示未来，这就是作者研究与撰写的总体思路。

　　在研究中，作者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坚持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和线索的原则;二是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将事件置于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三是坚持忠于历史、客观记述、用事实说话的原则。

　　坚持这几条原则，核心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从历史实际出发，客观运用史料，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知青上山下乡的信史，为今后深入研究中国知青问题及四川当代史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二、关于研究视角问题

　　从宏观视角方面看，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尽管只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分支，但由于其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复杂问题之多，已远超过同时期其他许多分支和事件。因此，将这一段历史史实放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去考察，置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研究，这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使然。

　　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透过大量的史料发掘及历史真实的展现，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就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研究与撰写《四川知青史》始终把握的宏观视角。

　　从基本视角方面看，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离不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大环境，也离不开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独特背景。历史上的四川辖当今四川省与重庆市所辖全部人口和范围，可以说，四川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典型缩影。反映和展示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本身就有较大的难度，且有较大的挑战性。因此，本研究项目紧紧地以四川党政不同时期的上山下乡历史文献和知青工作决策为线索，以四川知青工作机构不同时期的主要工作为脉络，来全面地系统地展现这一段具有复杂背景及不同环境的知青上山下乡。

　　既然是以省的知青工作机构的主要工作为脉络，本课题涉及到的研究内容、范围、对象等决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因此，作者注意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来研究。从研究内涵来讲，既包括上山下乡知青的动员、安置、教育、管理、保护等各个方面，还包括这些方面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调整、完善等各个环节;从研究对象来讲，既包括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主体，还包括与这一主体直接关联的他们的家庭、学校及社会;从决策实施来讲，既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及其工作部门，还包括城乡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社队组织等。以四川党政及知青工作机构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和主要工作为脉络和线索，来研究与撰写《四川知青史》，是作者始终把握的基本视角。

　　三、关于谋篇布局问题

　　时间跨度较长、历史背景复杂、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面宽，以及知青上山下乡的起伏发展、矛盾复杂、工作棘手等问题，特别是离去并不久远的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是国家的历史记忆，而对每一个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来讲，更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因此，在研究与撰写进程中，既要有历史感，从宏观的视角进行整体把握，又要有责任感，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具体谋划。

　　本项成果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是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即“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依托了这几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与中共党史、国史的相关划分是基本吻合的。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谋篇布局，本书在第一卷的“封底附言”中已作明确表述，这就是：“文革”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又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构成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全过程。这些不同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们之间又不是没有区别甚至是重大区别的。看不到这些阶段的密切联系，或者看不到这些阶段的重大区别，都不可能正确地审视、客观地研究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

　　因此，《四川知青史》分立三卷，并将四川党政及其工作机构在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安置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知青教育、管理工作的现状与发展，重要会议、重大决策的出台与实施，重大事件、突出问题的显现与解决等，一一分门别类地展现在全书共37章、118节的叙述及200余张图片之中。这样的谋篇布局，既不游离主线又体现各自特点，既有骨架支撑又有实例衬托，以再现不同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本来面貌。

　　为使全书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本书在各卷末尾提纲挈领地作出“本卷小结”，并以“附录”方式列出若干综合性数据等，使本书的厚重感和史料价值得到增强。

　　四、关于研究方法问题

　　在运用史料和研究撰写的方法上，主要采用文献法，辅之访谈法、个案法的方法。本书采取以编年体为主的形式的同时，又结合“纪事本末”的体裁形式，对一些重要事件和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记述。

　　如，知青的动员、安置、教育、管理、保护等，是贯穿上山下乡进程中始终的基本内容，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特点与情况，因此在三卷本中每一卷都有这方面的章节加以专门叙述。而有所不同的是，后一阶段基本上是前一阶段这项工作的延续与发展，并显示出新阶段的不同背景与特点，其层次感应是较为明显的。

　　又如，知青上山下乡所牵涉到的各层级各领域的工作，既包括工作现状、进展成效，还包括突出问题、解决措施等。书中不仅反映出各级各部门对这项工作付出的极大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效，而且展现这项工作在历史大背景和各地小环境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其中特别是各阶段都不可回避的诸如知青生活困难、住房条件较差、女知青受迫害等问题，以及不断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措施和工作力度等。不虚美，不掩过，用事实说话，如实记述，这是本书始终把握的思想方法。

　　再如，对贯穿上山下乡全过程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保持记述的完整性，本书在一些章节又以事件为主线集中专题材料进行撰写。如第三卷中的“知青婚姻问题的显现及困扰”“广泛开展知青慰问活动”“知青工作机构发展演变历程”“带队干部的制度与作用”等章节，以尽可能地集中展现这些问题发展演变的渐进性和完整性。

　　还如，对四川支滇知青情况的记述中，除在第二卷的“组织知青赴云南支边”外，还在第三卷专章记述“解决赴云南支边知青的问题”。由于是写“四川知青史”，本书不能过多地记述这一时段在云南发生的支边知青的若干重要事件，而本书则把重点放在叙述四川如何关注云南知青事件、如何率先提出解决回川方案，以及协调解决支滇知青返城的问题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四川知青史》应回答的基本问题。这方面的记述，恰好是众多记述云南知青问题的书籍及史料中所没有的内容，也从另一侧面突显这些史料的珍贵。

　　五、关于回应热点问题

　　客观记述、不作评论，这是作者在研究与撰写《四川知青史》中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按本书的总体构想，“导言”对研究与撰写的基本思路、背景及方法等作出必要的概述，“结束语”对意犹未尽的问题作出必要的阐释。因此，本书在“结束语”中，还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当今社会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

　　如，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始动因”问题。本书认为，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其引发并持续近30年之久的初始动因，主要是“劳动就业安置”“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三个基本方面，并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意图及谋略轨迹上，进行了一番考察与分析。

　　又如，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的关系问题。本书的主要观点有二：一是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二是认为“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中，本书又从知青“再教育”思想是否包含在“文革”运动的理论之中、“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是否包含在“斗、批、改”运动的内容之中、“红卫兵运动”是否是“知青运动”的“前身”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辨析。

　　再如，党和国家对知青一代的肯定问题。本书梳理并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知青问题上的一系列指示、讲话，以及中共党史二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评述，以及新一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知青“情结”等，这为深入思考这类问题提供必要的指引与参考。

　　《四川知青史》的酝酿准备、资料搜集、构架思考、撰写修改、编审出版等情况，我已在本书“后记”中作了简述。这里，我还得重复几句，感谢省社科院党委、行政及各位领导为我提供的优良科研环境和条件，感谢省社科院各科研所、职能部门的专家学者、同事对我提供的各方面帮助和支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及其责编、审读、终审为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感谢四川省原知青办的领导、同事及知青朋友们对本书提出的修改完善意见和热情期盼，感谢到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同事和朋友的各方面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