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期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就连最简单的铁钉都被叫作洋钉，顾名思义是从海外进口的。而军事工业是整个工业系统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各地的割据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陆续建成了一些兵工厂，能够生产一些武器装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兵工厂有14家，其中在沿海地区的就占了一半，在优势日军的进攻下，这些兵工厂所在地很快就将沦陷。所以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就立即决定将设在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沿海地区的兵工厂内迁。

　　正确的战略决策——内迁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日军溯长江而上，兵锋直指武汉。1938年6月，日军逼近马当防线，武汉告急，于是内迁至武汉的兵工厂，还没安定下来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搬迁，这回的目的地是西南、西北地区，主要是重庆地区。1937年初的重庆，辖区只有46.8平方公里，人口也才只有40余万。1939年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并被定为战时首都，辖区扩大到300平方公里。就是在这3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先后建起了10多家兵工厂，员工总数达到8万，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军工重地。

　　选择以重庆为军工基地是相当明智的决策，这是由重庆的地理条件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处在山区，便于隐蔽;两江环绕，水运交通便利。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军工生产的基地。

　　截至1940年，军工企业的大内迁基本完成。内迁到重庆的兵工厂，基本上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以便于充分利用江河进行水运。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工厂(现嘉陵厂)等。

　　在艰苦条件下保障生产

　　通过军工企业的大内迁，也给了国民政府对原来由各地军阀控制的兵工厂进行统一整顿、统一管理的契机。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各地兵工厂各自为政、军械制式混乱，往往既生产炮，又生产枪，还生产弹药，但是产品质量不高，产量也不大。内迁后，兵工署开始统一制定械弹制式，并确定每个厂集中生产一种或数个产品，以集中有限的力量发挥最大的作用。

　　除了到重庆的以外，还有一些兵工厂也迁到了西南大后方，从而建立起了大后方的军事工业。1940年以后，国民政府又在大后方新建了8个兵工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军工体系。而且为了保密起见，兵工署还下令各厂厂名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冠以所在地地名，而一律称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几兵工厂。

　　兵工厂的内迁对中国抗战时期的军工生产发挥了重大作用。1937年和1938年，国民政府总共只生产出了步枪123330支，轻机枪3600余挺，重机枪700挺，迫击炮1700余门及部分枪弹。但是，迁移到重庆的兵工厂从1938年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共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重机枪1.8万挺，各种火炮1.4万门，各种炮弹598万发。

　　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国军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931次。激烈的作战带来的武器弹药消耗也是非常巨大的，尤以1939年以及大反攻时的1945年损耗最大。另外，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初期也曾得到重庆兵工厂提供的武器弹药。

　　为坚持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战时重新崛起的中国军工业虽不能完全满足作战的需要，但是对中国军队能够坚持长期抗战，作用和贡献是非常巨大的。至少为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武器弹药保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兵工厂，在外援基本断绝的情况下，即使想要坚持作战，也没有可靠的武器弹药保障，真正是有心无力了。

　　正是看到了军工生产对于坚持抗战的重大价值，所以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兵工厂的正常运作，可谓是举全国之财力。以1939年度国民政府的岁入支出为例，赤字20.57亿元，其中兵工署经费就占了该年度国库总收入的32.38%。正是几乎不惜代价的付出，才给大后方的兵工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而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战争环境下，各方面的条件也是相当艰苦，有日军不断的空袭，有各种生活物资的匮乏，但是数万军工行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却依然坚持下来，并为前方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因此，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丝毫也不逊色于在前方作战的将士们，一样值得我们后人的纪念和敬仰。

　　(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