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媛 王越

　　学者岱峻发现李庄后，发现了一段“衣冠南渡”的学术史。李庄诱他深入，逐渐钻入了另一个迷人的时空——抗战时的华西坝。

　　岱峻坚信，这是另一所西南联大，规模同等，风流不输——它为抗战时的陈寅恪、萧公权、钱穆、梁漱溟、朱光潜、顾颉刚、张东荪、吕叔湘、吴宓提供过一床一被，一尺讲台，成就了战时极其困难条件下的办学佳话。

　　穿越沦陷区“五大学”汇聚华西坝

　　1937年11月，金陵大学的校长陈裕光在教育部的斡旋下，分租三艘轮船驶离南京抵达汉口，于1938年1月7日入川，3月开学。 随后迁来的是齐鲁大学。最后到达华西坝的是燕京大学，1942年春天，师生们冒着危险，穿过沦陷区向成都新校址行进，有的甚至是一路乞讨而来。

　　不过，彼时的华西坝已经被较早到达的几所大学捷足先登——中央大学医学院(后迁成都后子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再加上 “坝主”华西协合大学，挤得满满当当，只好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各种讲座、团契组织令人目不暇接。

　　地方实在不够用，燕大只好租赁陕西街的华美中学校舍及附近的民房。华西坝有课，陕西街也有课，课间20分钟，那时大街上常能见到一路小跑的学生。

　　辛苦奔波的并非只有燕大学生。金陵大学部分男生宿舍在红瓦寺，距坝上明德楼有五六里，只有一条晴天扬尘、雨天泥泞的土路相通。于是校长陈裕光带领师生上阵，历时数月，筑成一条“金陵路”，沿用至今。

　　战时文化西迁，汇聚后方的文教中心，除了昆明，犹有“三坝”之说：即汉中的古路坝，重庆的沙坪坝和成都的华西坝。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1938年辗转迁汉中，以古路坝为中心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因环境艰苦喻之“地狱”。沙坪坝有重庆大学、教育学院，及内迁的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形同一座大学城，故称“人间”。

　　而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美其名曰“天堂”。那段岁月，史称坝上“五大学时期”，英文叫“Big Five”。

　　三千学生苦中作乐成就众多大师级学者

　　五所大学的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并不逊于西南联大——联大学生3000人左右，有5个学院(文、理、法商、工、师范)，26个系;坝上五大学也有3000学生，5个学院(文、理、医、农、教)，60多个系。

　　较之国立大学关注国计民生，教会大学的学术视野更开阔。燕京大学新闻系是整个亚洲最好的新闻系;华西协合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华西人类学派;金陵女大的女子教育培养了一批女科学家、女将军、女教育家……

　　岱峻家紧邻华西后坝，晚饭后常去散步。坝上风光依旧，而世事已迁，令他感怀，“暗想当初，有多少忧欢佳会……”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海上”、“沪上”，管杭州叫“湖上”，以之指代整座城市。

　　旧时华西坝的范围，远大于现今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但为了安顿下骤然而至的几千名师生，原本清幽的华西坝变得杂乱。健身房改成阶梯教室，又见缝插针地修建临时宿舍，还不够住，便要去租民房、道观、文庙。往往是脚下泥地、头顶天空、中间漏风，臭虫自然少不了。叶圣陶给朋友写信说，华西坝“洋楼密树，似颇舒适，而臭虫作祟，夜不得安眠，大是苦事”。

　　坝上的生活，苦中作乐的成分居多。学生们要去黉门街茶馆一条街，看书，打桥牌，一杯盖碗茶喝上一天，要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跳舞，开运动会。但与此同时，也得躲警报。

　　设在华西坝明德楼的园艺系十分招眼。他们在园艺场试种花卉果蔬，包括西红柿、洋葱、花菜等当时的珍稀蔬菜。在李庄的梁思成，专门前来索要西红柿种子。番茄炒鸡蛋也成了华西坝最有名的一道菜。

　　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蒋旨昂，在石羊场建立社会研究实习站，提供书报杂志阅览、医疗服务和乡村托儿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在小天竺街创办儿童福利实验所，在中和场建立乡村服务处。周围很多小孩子头长癞痢，学生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们洗头、敷膏药，直至痊愈。

　　到今天我们回头看，若没有华西坝五大学，成都牙科不可能成为亚洲最好的牙科;老成都也许会晚若干年才能喝到牛奶;我们也不会有幸福梅林——据考证，今天成都江津、金堂的广柑、龙泉的水蜜桃、华西牛奶、幸福梅林的梅花，皆是拜当年五大学先贤所赐。

　　既有大厦也有大师陈寅恪讲课海明威演讲

　　那时候的华西坝，不仅有大厦，也有大师。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钱穆、顾颉刚、许寿裳、蒙文通、吕叔湘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还有卜凯先生，首创了中国农业经济系。小麦育种专家沈宗翰先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袁隆平。至于医学家戚寿南、侯宝璋、林则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收集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日记和史料中在提到某一位教授的时候都是：xxx，xx大学xx专业教授，兼任xx系主任或院长——行政职务永远在后面。这就是教授治校。

　　来成都以后，吴宓搬了三次家。初来时他住燕大文学院院长马鉴家，随后就迁到了燕大男生宿舍，条件极差。一年后搬到陕西街，住进去又沮丧了，写诗：虽是高楼，但“装潢犹浴室”。最后他向校方说明情况，再搬家。这次总算如意了，再写诗：“高楼得净室，明爽可安居”。

　　对陈寅恪来说，来到坝上，也颇为曲折。先在西南联大，后去中国香港准备去英国，又不能成行。在香港，他带着夫人和三个女儿艰难万分，缺钱买飞机票，还生病。论关系，他本是迁到李庄的史语所的一组(历史组)主任，但那里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夫人有心脏病，昆明海拔太高;重庆又需要爬坡上坎，这对他和夫人都困难。只好去广西大学，但战火又逼近，于是离桂林，滞留贵阳，抵重庆，最后是好友找了辆运军火的大卡车，把陈寅恪一家送到了九眼桥附近的南光机械厂。陈寅恪的女公子陈流求现在仍定居成都。

　　陈寅恪在坝上开有“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元白刘诗”。他一身长袍马褂，一手拿黑布包袱，一手拿一瓶冷开水步入讲堂，“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有人指责陈寅恪讲课内容低俗。他讲《长恨歌》，先讲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殊不知他是从民俗引出唐朝婚礼制度，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两方面论述大唐帝国的历史。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讲台并不拘于教室。从1941年开始，坝上就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先是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然后钱穆、冯友兰、张东荪、侯宝璋等竞相登台，写小说的张恨水也身着长衫、足登布鞋前来演讲。他手捏一把折扇，俨然一说书人。

　　真正在坝上掀起热潮的还是两名“洋先生”。1941年春末，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体育馆，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海明威吼叫般作了演讲。其后是“李旋风”，1943年，李约瑟在坝上进行了12场演讲，一直持续二十多天，观者如潮。

　　1945年的一天，久病的陈寅恪忽然闻到了床头的海棠香，心有所动。到了8月10日，盛传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他悲喜交加，写下“何幸今生有此时”。

　　真正庆祝的时候还是要到8月15日。那天，四川省主席张群与五大学校长在华西坝款待来访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席间，一个信差交给张群一封信，众人只听他一声大喊：“哎呀!战争结束了。”

　　所有人都开始收拾衣物准备归乡，但是学校真正开始回迁还是要等到1946年。即将复员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和燕京大学共同草拟的一篇纪念碑碑文中这样写道：“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

　　抗战八年，弦歌并未中辍，华西坝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