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小宁

●当年的西南联大旅行团

　　战时西南联大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日军1938年9月13日首次空袭昆明，此后轰炸不断，联大屡遭损失。经费图书设施极度短缺，学生住房简陋，人多拥挤不堪，每逢刮风下雨，经常屋漏墙倒。教师生活状况同样窘迫，每当有断炊之虞，联大教授们甚至纷纷典当衣物……

　　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办学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能培养出如此多的科技、人文精英?为什么能诞生如此多的重大科研成果?“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这种奇特“西南联大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在战时由几所院校组成的临时学府，经过颠沛流离的三千里远征，最终落脚于昆明。而它坚持教育的时间，正好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等长，战乱、饥饿、飞机轰炸是战争中的常态，但却无法扼杀他们自由思想的活力。大师由此孕育，他们的轶闻佳话也由此流传。西南联大无疑已成为传奇，但其传奇的本质，却需要我们在无数有关西南联大的文本中细细甄别与体会。

　　当然，联大人让人心生敬意的还不止于思想和学问。“八百学子去从军”，这其实只是一个普泛的说法——很多人认为，数量远不止八百。那些奔赴抗日疆场的联大人，不乏穆旦、杜运燮这样著名的诗人。当然，还有一些无名的身影，隐没于历史中。

　　也许对这些无名人士的想象与书写，只能落到小说家身上。云南作家范稳在完成了他的藏地三部曲后，潜心于云南远征军历史的追寻，他从这个脉络接上了西南联大，塑造了一个就学于西南联大，后来参加远征军，同时又在后面的人生中坎坷求生的普通老兵。

　　从易社强先生一著中看，联大八年，因为正处战争，的确对该学习还是该从军，有过不小的争论。历史证明，那些仍然能够在战乱中坚持做自己的科学研究、醉心于学术的人，最终都为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那种咏唱着“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的诗句奔向战场的另一群人，同样是我们民族精神命脉能够永续的脊梁。只不过和后来返回北平、天津继续求学的同学相比，这一批人因为这一特殊际遇，后来的人生路，变得更加一言难尽。

　　联大师生参军抗战共有四次投军热潮：1937-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41-1942为配合飞虎队和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时期;1943-1944年为配合印缅战场即滇西反攻时期;1944年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时。

　　1944年，在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学校开始应征青年远征军，即青年军。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中，有一个诗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穆旦。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曾用笔名梁真，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那时他已经是联大的留校教师，却主动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供职。他参加了后来的野人山大撤退，九死一生。抗战胜利后，写出诗作中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联大从军学子牺牲最多的是参加空军的，地面作战牺牲最有代表性的是外文系诗人缪弘。缪弘有诗《血的灌溉》：“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他参加的是美军战略情报处组建的中美特种部队，在湖南芷江的一次攻击作战中牺牲，用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诗。时为1945年7月，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

　　自有联大以来共求学8000学子，参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每100人中有14人投笔从戎。这种大动荡、大时代中的学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时代如何铸造了他们的气质、性格、涵养，乃至英雄情怀。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能够追寻这些人的足迹，寻找他们在战火中的青春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