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为社会或企业一员，在社会与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实践着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也享受着发展带来的精神和物质的双层变化，同时自身的人生理想在发展中得以实现。若按行为科学分析，人的社会活动分为内在与外在两种形式：内在，即大脑的思维观念;外在，即语言与行为。人的语言与行为听令于大脑指令，大脑指令又受精神意识与观念所决定。可见，人在社会中所有表现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观念。然而观念却深藏于人之内心，是任何的管理制度都无法触及的。只有使受管理者的思想与言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统一才是最为成功的管理。要达到这种管理目标，就必须先以从人的自然属性、需求等方面入手，了解管理对象想什么、要什么。既要重视其个性基本需求的相同点，又要注重个性间的差异，同时更要着重围绕管理目标塑造人的集体大局观念，这也应该是在管理理论中纳入“以人为本”原理的真正内涵。

　　仅从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来看，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泰勒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强调工作定额原理和标准化，强调雇主与工人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合作;第二个阶段主要以行为理论为代表，其最大的特点是重视了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在管理中的作用，如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地位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个阶段则是丛林派，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以人为本”，并已发展到文化管理理论阶段。

　　从目前众多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尤其是在中矿金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尤为突出。笔者在长期从事国有企业的采访工作中，得到一个人们不愿承认却不能回避的结论：在目前众多具有良好发展势头的国有企业中，企业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催人上进的企业精神(或者说企业文化)实则是该企业领导者思想观念的扩展与升华。众多的国有企业领导者在外部约束、激励、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的环境中，用自身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人生价值观、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与对党高度忠诚的负责态度和拼搏奉献的精神，在企业中形成了一种极具凝聚力的企业精神，这种企业精神对职工的感召、激励比实施任何的制度管理更有效。若对国内外的众多优秀企业做一下研究，会找出一个共同点：每一个健康发展的企业首先要有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在当前的改革阶段，中国的国有企业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再以领导者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为核心组成一种指导本企业发展的企业集体观念;其次才有合理的管理制度，换言之，可以说管理制度是为企业集体观念服务的，而不是前者在规范后者。

　　当初面对倒闭的企业，中矿金业并不是急于去组织恢复生产、提高企业效益等“传统疗法”，而是从干部职工思想观念上找原因。凭借多年来“治疗”倒闭企业的经验，王永选意识到：企业的“明亏”其根源在于人的思想观念上“暗亏”，企业扭亏，员工思想必须先“赢利”。因此，在企业的第一次全体管理人员会议上，王永选同企业干部职工高唱《国歌》、《国际歌》。以此让员工既意识到企业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又要认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全靠我们自己”。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员工逐步从对企业前途(与自身前途)的悲观失望，转变为自己的幸福(企业的发展)靠自己创造的统一目标上来。通过重塑自我，实现从思想到行动的转换，使其欣然接受或参与企业改革。以上述改革阶段性理论去分析，就是通过扭转员工思想观念的方法，为企业今后的改革与新管理制度制定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企业扭亏，观念先“赢利”，既是中矿金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做法，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可以总结出一个理论：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或者在特定的企业(或地方)改革实践中，思想观念与制度建设同样重要。一个企业必须用一种正确、合理、科学的思想理念去吸引、指导、激励、统一其他的多元思想，这种思想不但要在企业中占主流，而且还要处于领导统治地位，使之成为集体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让众多的个性思想服从于这种集体观念，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发展观与道德观，再施以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企业才能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