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在工商联指导下，创办工商建设研究院，收集、整理民间智慧，建立与政府政策制定部门间互动性强的公共政策交流渠道。”全国政协委员、星牌集团董事长甘连舫就有关民企的公共政策形式的新机制提出提案。

　　甘连舫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几年来大型民企危机事件频频发生，深刻解剖个案背后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的从众性违规乃至违法问题的深处，在相当程度上讲存在政策滞后问题，民企活跃的现实局面与政策制订的现状相对有些距离，因此适度超前的公共政策设计机制是极其重要的。”

　　围绕民企的相关公共政策，较之其它市场主体而言，甘连舫认为有它的特点与复杂性：一是数量众多，民生关切面广;二是客观上还存在深层次的社会认同与制度认同问题;三是民企主体尤其是大型民企主体的个性意志较强，冲动性事件相对概率较高;四是民企相对频发的公共政策危机事件，易于引起社会强烈反应。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围绕民企的公共政策制订，更显得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能有某种程度的参与、对话、交流乃至更深切的互动，毫无疑问政策的质量与制订政策的效率都将大幅度提高。

　　甘连舫说，这些年全国工商联对民企政策制订和个案危机处理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得民企的信任，但限于它自身的体制与机制原因，目前阶段在大量实证问题的纵深、长期研究方面还略显乏力。他认为，如果由民企自发设立一个“工商建设研究基金”，在基金的支持下成立工商联指导下的“工商建设研究院”，完全可以视为是工商联职能的延伸，也将为统战部、工商联分担一部分调研工作任务。

　　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企的蓬勃发展，全靠党的政策支持：政策好发展就好;政策又好又超前，那么民企发展就是又快又好;政策先导对民企发展从整体上讲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甘连舫认为，“工商院”如果能建设起来，不仅将在大量问题上展开长期追踪研究，同时也将在帮助处理民企危机个案方面献计献策，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摸索形成与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的汇报机制、沟通机制，共同推进社会对民企的认知转变与深化，为民企发展创造和谐生态，也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创造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