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京参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再次审议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对这部法律进行审议并付诸表决，不只是一个税率多少问题，它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经济制度转轨的一个制度性确认，是政府角色回归的必然，也是为企业松绑减压、营造良好生存环境，从而增强其活力与竞争力的制度保障。可以预期，这部法律在未来的实施，所释放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将远远不止减让几个百分点的税率问题。

　　税收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税率又是对不同利益部门或群体在社会分配方面进行有效调节的工具。此次企业所得税改革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内外资企业乃至职工等多个方面，因此，对这项改革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观察。从宏观层面看，此次企业所得税的调整其深义在于，通过调整税赋关系，改变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从而使经济转型得到经济制度上的支撑。

　　今天，中国经济无论在总量、规模上还是在市场影响力方面，都已经成了世界经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扭转经济危机、改变发展航向、激活市场力量方面，政府发挥了关键作用。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富裕了，但是我们回头又发现，在辉煌成就的背后，也存在着深深的隐患，中国下一步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比如，对外依存度过高、投资比重(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比重)过大、消费不振、政府在社会分配中所占比例过大、老百姓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感觉不明显等等，其中最关键的难点是政府角色与市场化力量的矛盾。

　　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呢?对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中的中国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国力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有了多种经济成分，除了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其它经济体已经成为市场的主要力量，并且其内生能力已经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在完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安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的情况下，适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角色，不仅需要从观念上进行探讨，更要从经济制度上进行规范。而税制的改革，正是调节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政府职能的有效措施。尤其是企业所得税改革，将直接改变近年来社会分配明显向政府过度倾斜的趋势。这对纠正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养成的直接介入经济生活、谋取财政利益的偏好会有很大作用。因为，只有从经济制度上调整政府角色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社会转型、经济转轨。

　　从微观方面看，此次企业所得税改革，将在保证国家财力的情况下，通过对企业的适度让利，有利于改善经营环境、减轻企业压力，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企业改善职工待遇，有利于活跃市场、促进消费，从而做大税基、拓宽财路。

　　对处于发展期的企业来说，有利于增强其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对新兴企业来说，有利于其起步生存、发展壮大。尽管我们从对企业税的减让数值上看，从33%到25%，似乎只有8个百分点，但它对企业发展隐含的乘数效应决不止这些。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发展、百业兴旺，将会做大税基、拓宽政府财路，同时对改善民生就业有非常直接的作用。换句话说，企业压力减轻、活力增加、竞争力增强、就业状况改善，其结果是税基拓宽，政府反而可以征得更多税收。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通过让利于民，反而得之更多。

　　对企业让利，受益的不只是企业主，还包括企业员工。让企业有更多盈余来增加对员工的薪资待遇，不仅能使老百姓直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内需，改善产品供求关系，增强企业的再生产能力，优化经济增长结构，并借此调整整个宏观经济链。

　　由此观察，此次调整企业所得税率，其意义决不是几个百分点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一次性利好，仅就资本市场而言，不仅可以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市场泡沫，其意义要比人们想象的大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