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
　　如何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实施国企股权多元化和国有股减持工作，如何做到国资监管部门以“管资本、管股权”为主，不再干预企业经营行为，如何破除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斩断行政垄断企业与政府之间输送营养的“脐带”，如何完善企业公司治理，形成具有自生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如何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也就是说，结构改革看起来是要提高某些领域的比例，但其实是政府要在这些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让准入更加便利，让更多社会资本能参与投资，甚至主导投资，而且政府要确保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有合理回报。这是国有体制改革的根深目的。
　　第二架发动机:是在产业因素方面，调整供给结构。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而结构是和总量相对应的，所谓结构，是指比例，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与“供给”紧密相连的一个词是“经济结构性改革”。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经济结构性改革”是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为这一改革划出四大关键点，包括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由不平衡向较平衡状态作调整以及由被动的高代价平衡向积极主动较低代价的平衡作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变不均衡为均衡的过程，也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合成动力、打造“升级版”的过程，客观上需要特别发挥供给侧管理的结构调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从本质上说，调结构不属于一个经济增长问题，但从政策手段上看，这也属于供给侧管理的一种方式。
　　第三架发动机，是在产品上提高供给质量，实现“供需匹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供给质量，让中国的供给能力能适应领先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如果不能将各方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结合起来，不能从供给侧去激活新需求，很多人还是会到德国去背回一个烧饭锅具，还是会跑到国外商店里买下一个价值不菲的包包。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又怎么可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经济结构又怎么可能得到优化重组呢？
　　中国转型升级大概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创新，一个是“精致生产”。创新需要研发投入。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为2.01%，与韩国、芬兰等国家接近4%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技术创新一方面需要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激励，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短时间攻关。“精致生产”就是把活做细，就是现在人们讲的“工匠精神”。中国大部分制造业摊子已经铺开了，但整个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低，这在中国的潜力很大。
　　在这三架发动机中，国企改革是起决定性的动力。制度供给是最重要的发动机。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国企改革红利更快释放。
　　“经济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非一日之功。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改革”将会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重心，“供给侧改革”将会成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主轴。重点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的“国企改革”，与解决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的“供给侧改革”将相伴而行，共同促进，并行不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