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国企老总薪酬激励机制的内容之一，北京市国资委计划对业绩优秀的已退休国企老总进行补偿。(本报3月20日第五版)北京市的这一做法不仅会让受到补偿的已退休国企老总感到欣慰和温暖，更是让现任国企老总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使他们能够更多地为企业发展努力，而不必为个人退休后的收入“操心”。

　　如何做好对国企老总的激励，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北京市国资委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入手，“新病”、“老病”一起治，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系统全面解决国企老总激励难题的战略构想。

　　由于在国有企业改革启动之初，并没有同步进行国企老总薪酬制度的改革，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企业市场化运作和国企老总工资计划性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其间，一些为企业改革和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国企老总由于不能得到符合其心理预期的收入，开始通过非法途径“自行解决”收入不合理的问题，导致了以褚时健为代表的“59岁现象”的频繁发生。

　　其后，虽然国资系统对国企老总的薪酬激励机制进行了改革，有贡献的国企老总可以拿到较高的工资，但是由于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较上世纪末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相比之下，那些在前些年退休的国企老总的退休收入并未能同步增长，特别是与退休公务员工资的节节攀升相比，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反差。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让曾经同是“政府官员”的已退休国企老总感到“寒酸”和不平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让现任国企老总看到自己退休的“影子”，并进而会导致其中一部分人产生在在任期间解决退休后待遇问题的心理。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凤朝所说，“在规范公务员工资以后，退休老总的待遇是比较低的，容易促成国企老总的短期行为。”从这一角度来看，北京市从解决已退休老总的补偿入手，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造成国企已退休老总实际收入水平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工资收入长期“一贯制”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的“时代差”;也有非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市场化收入和国有企业负责人“限制性”收入之间的“体制差”;还有国企老总“官员”色彩和政府公务员之间的“角色差”。这些事实的共同存在决定了解决退休老总待遇低的问题是一个波及面较大的系统工程。比如说，按照张凤朝的说法，解决退休老总待遇低是以政府公务员为参照系的，这本身就是没有彻底改变国企老总“官员角色”的一个反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定位和心态的存在不利于国企负责人身份的职业化转变。另外给国企退休老总涨工资，要不要给国企退休工人涨工资?给国企退休工人涨工资，要不要给非国企退休工人涨工资?企业的工资涨了，公务员的工资会不会轮番再涨?补偿国企退休老总的钱从哪出?是地方政府花纳税人的钱给，还是从其曾经服务过的企业里拿?

　　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为了让老总们在道德层面不想、机制层面不必、管理层面不能、法制层面不敢贪污侵占国有资产，北京市国资委还是在建立国企老总中长期激励机制上迈出了探索性的步伐。只要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就一定会找到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