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尽管企业经营亏损，但在几年间高层管理人员却分别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个人收益。这是广东省某些国有企业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实行“股权激励”的结果。

　　在通常情况下，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多少是经理人和出资人之间谈判和博弈的结果，其最终是由出资人决定的。但是在广东的一些国有企业中却出现了高管薪酬自己说了算的怪事。不久前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缺乏规范和有效约束，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许多国企薪酬管理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企业高管自定高薪酬的问题突出。

　　国有垄断企业经理人的市场化高薪，向来遭人诟病。但是广东亏损国企高管的巨额收入，恰恰是国企职业经理人薪酬没有市场化的结果。首先是没有一个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选拔任用机制，这些国企高管的职位是靠行政任命取得的;其次是没有一个市场化的薪酬标准及决定机制，这些国企高管只拿市场化的高薪却不比市场化的业绩。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是根据其能力以及市场稀缺程度来确定的。因此，在职业经理人的收入中，通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职业经理人个人价值所决定的固定薪酬，这一部分是根据职业经理人以往的经验、能力和业绩来确定;一部分是由职业经理人经营业绩来确定的激励性薪酬，其中包括当年的奖金以及股权、期权等。这表明，真正的市场化薪酬是要和经营业绩挂钩的。尽管从表面上看，职业经理人的固定薪酬似乎与经营业绩无关，但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价值却离不开业绩的证明。

　　尽管如此，欧美等国要求职业经理人薪酬与业绩挂钩的呼声却日益强烈。由于惠普前总裁兼主席菲奥丽娜被解雇后，拿到了至少2100万美元的遣散费，惠普公司以53.1%的股东的支持率通过了一项提案，该提案要求采取更严格的与官员业绩相关的长期薪酬政策，确保包括股权、奖金在内的长期薪酬与官员的业绩挂钩。今年1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尔街发表演讲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水和红利应与他们对于公司股东的贡献挂钩。布什在演讲中说：“美国公司的董事会应该担负起他们的职责……你们应该对与你们批准的付给经理的薪金加以注意。你们应该给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美国商业是透明及管理有序的典范。”

　　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是：去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前董事长查德·格拉索归还他领取到的1亿美元左右的巨额薪酬。尽管是在“格拉索时代”，创造了纽约交易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股指上升和市值扩张。但是格拉索还是因天价薪酬被迫辞职，并吐出已经“到嘴的肥肉”——因为纽约证交所的薪酬决定机制和方式有问题。于2003年2月接任美国证监会主席的唐纳森说：“在我看来，同意格拉索的薪酬合同，表明纽约交易所现行的治理结构存在很多问题。”唐纳森所指的治理结构问题，最直接地体现于纽约交易所董事会构成，简而言之，操有格拉索薪酬决定权者，大多为被格拉索监管者，且多为格拉索所推荐援引进入纽约交易所董事会的。

　　与纽约交易所的问题相比，一些国有企业不仅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更加严重的问题，而且出资人监管缺失的问题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国企高管自定高薪，无异于监守自盗。解决国企高管自定高薪仅仅依靠短期突击性的检查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并积极探索一个长效的监管机制。

　　格拉索的天价收入已经被判退回，那么广东亏损国企高管的近亿收入要不要吐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