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玉岭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一、供给侧改革需形成五点共识

　　(一)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常态发展的必然要求

　　供给侧改革是相对于需求侧改革而言的。1978年以后的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到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更多依赖投资、出口和内需三驾马车，促进经济发展。迄今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跨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小康已进入攻坚阶段;在环境污染加重，经济结构需升级转型的新常态发展情况下，整个经济发展的供给侧问题更加凸显，诸如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杠杆风险加大、一些行业经营成本偏高，诸多发展与供给侧的短板需要补上等。另外供给侧的服务方向，不以人为中心的问题也很突出。例如有这样的企业，为修水电站，使百姓让出库区，离开河边，搬迁后退到既困难又较远的山上面。而电站建好后，却出现了“三望三叹”，即望水兴叹、望电兴叹、望站兴叹。农民原来在河边吃水方便，而今要跑几公里到河边取水，因此望水兴叹;电站兴建时，农民希冀马上可以用电了，但电站修好后，没人给他们修线路，因此望电兴叹;电站建好后，那里楼房、别墅、鲜花、绿树，站上的人待遇好，生活水平高，而农民还过着穷日子，因此望站兴叹。以上属于供给侧的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要解决的。因此，要做好新常态下的发展，就必须在供给侧方面下功夫，供给侧改革成了新常态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供给侧改革更需精准推进

　　中央关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出台，给供给侧改革做出了榜样。过去我们在扶贫工作上，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精准度的欠缺，使扶贫工作出现了“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的诸多问题。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提出，使扶贫工作的目标更准确，资金的使用更有针对性，对实现全面小康将起到保障作用。供给侧改革也一定要以精准扶贫为榜样，使经济的改革更到位、更精准。例如，人用抗菌素的抗药性问题，不仅需要抗菌素生产和饲料生产的供给侧改革，而且也需要畜牧养殖、牛奶供给及粮食蔬菜保鲜等服务方面的供给侧改革，这个问题虽然在十多年前经过人们的呼吁引起了重视，但由于改革的精准度欠缺，实际上问题并没有减轻，而且在逐渐加重。我国2013年抗菌素用量16.2万吨，占世界总量50%，虽然其中52%多为畜用或保鲜应用，但最终还是要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有报告指出中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菌素，而且青霉素、头孢霉素、红霉素等的抗药性已高达80—90%，中国每年有8万人因遇抗菌素耐药性死亡。由此看出，这类问题的解决，也十分需要学习精准扶贫的做法，通过供给侧改革的精准推进，更好解决抗菌素的抗药性问题。为此，在产品制造、服务供给、技术研发、政策供给、资本供给、人才供给、土地供给、售后服务、物流服务等的供给侧改革方面也都需要像精准扶贫的改革一样，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需要和可能，作出更认真、更具体、更精准的改革，确保新常态发展的中高速和使结构调整迈向中高端。

　　(三)供给侧改革需同市场需求相适应

　　供给侧改革能否搞好，最终的检验标准应是能否与市场相适应。供给侧改革，要重视应用新兴技术，创造发明诸如机器人、无人机，甚至无人驾驶汽车等，以此来开拓新需求、开拓新市场，这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只是供给侧改革应关注的一方面，而更重要的还是要关注13亿百姓的生活需求、学习需求、工作需求等。内需的壮大和增长，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擎天柱，未来的发展必须靠内需来支撑。我们过去重视出口，鉴于国外对进口的标准比较严格，我们十分注重出口产品的造型和质量，而把一些低劣产品供应国内市场，这是供给侧改革必须关注和必须扭转的。另外，我们的研发工作，过分重视论文和高端研发，使我们的研发与生产实践形成两张皮，更多百姓需要的东西，却较少有人去 研究。例如，我们常用的削苹果刀、起书钉器、开酒瓶用的工具等，没有哪个不是从国外引进和买入的，这些细小产品的被遗忘，恰好说明我们的研发方向脱离了需求和市场。最近被人们热议的中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去香港抢购奶粉等都属于同类性质。马桶盖是厕所里的东西，登不上大雅之堂，在国内不会列入国家研发计划。我家用的马桶盖就是从日本买来的，是由日本松下公司生产的。为此，我们的供给侧改革要针对这些制造和研发脱离市场需求的倾向进行改革，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挖掘内需潜力，扩大消费需求，做到与市场需求相适应。

　　(四)供给侧改革需重视中国国情

　　传统供给经济学的开端，被人们认定为是由19世纪初的法国学者萨伊提出的“萨伊定律”开始的。这种供给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以新产品开拓市场”，即一种新产品一旦产出，便从那一刻起为相对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莫过于减税，主张大幅度降低税率来对经济增长进行激励。应该承认我们的供给侧改革，受到了历史经济学的启示和影响，但是，我们的供给侧改革同萨伊定律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更注重从我国国情出发，并不像一些人理解那样，仅把重点放在新产品带动新需求的启动上，也不是仅把减税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唯一着力点。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应包含政策供给的改革，资本供给的改革，要素供给的改革，土地供给的改革，劳力供给的改革，产品供给的改革，物流发展的改革，售后服务的改革，公共服务的改革等。减税肯定是要进行的，但不会像传统供给侧改革那样，明显压低政府支出，减少社会福利。我们的做法是将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以保证政府的支出责任。

　　(五)供给侧改革需市场和政府协同推进

　　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将更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供给侧改革也不例外，一定会大力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加快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机制障碍，确保科学发展、开放发展，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供给侧改革，绝不是市场决定一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因此，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必须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布局，更好把握发展的新特征、新情况，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反对自由放任的竞争，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需狠抓五个重点

　　(一)重点之一：必须压产能

　　此前的长期发展中，资源充足，市场广阔，环境治理的需求不严，给企业生产带来了无序竞争的巨大空间，虽然在某些制造业的发展方面，也曾出台有限制性政策，而往往又因腐败盛行、“跑部钱进”、以钱开路等潜规则的存在，导致一些政策法规形同虚设。由此引起钢铁、水泥、建材、电解铝、汽车、玻璃、造船等重化工行业的无序竞争就更加剧烈。以钢铁产能为例，虽然也曾有限制性政策存在，但依然使钢铁产能达到10亿吨左右，实际产量达到7亿吨，中国的钢铁产量达到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又如鞋子和服装生产，中国为全世界每人每年生产两双鞋子，两套服装，如此巨大的产能，不仅超过了实际需求，而且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和出口水平不断攀升，我们的市场必然被挤。这种情况下，必须立足供给侧改革，将其去产能作为改革重点，而且是早改比晚改好，快改比慢改好。

　　(二)重点之二：必须去库存

　　今年初的经济工作会提出了五大改革重点，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此中去库存被列为五大改革重点的第二位，由此可见去库存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很多行业原先产能过大，面对新常态的到来，需求锐减，库存增加。以房地产为例，库存量高达6亿平方米，依现在的消费速度，三年也未必能完全销出。如此，不仅积压了大量资金，而且也导致大批企业停产和员工下岗。因此，供给侧改革必须把去库存摆到重要位置。有些商品库存高，是企业盲目生产造成的，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供求缺乏了解导致的。而房地产的库存极高，这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运营利润过高，而且是因多方既得利益者卷入其中，如银行贷款、政府卖地、投资购房及某些审批环节的高额寻租等，使房地产的发展止不住步，刹不住车。因此，房地产的去库存改革不能就库存论库存，在重视城市化，促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外，还一定要针对库存大量生成的动因进行解剖，对造成大量库存的机制进行改革。

　　(三)重点之三：必须去杠杆

　　去杠杆，就是要减少贷款支撑占比重过大的风险。作为杠杆，从全局、从国家来看，我们是不存在问题的，我们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存额，从国家的财政赤字看，是不存在杠杆风险的。但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及一些企业的债务风险却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我们有不少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过少、借债比例过大的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房地产的运营，很多企业靠土地和房屋作抵押，向银行大量举债，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出现低迷，银行就会骑虎难下，甚至为“激活”企业，还会接着向问题企业再度贷款，结果使银行越陷越深。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与某些银行相互勾结，将大量银行贷款经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以高额利息放给企业时，大都用于对国家银行的还息续贷上，如此造成一些企业借贷数额越滚越大，杠杆风险越来越高。为此，必须在去杠杆方面，进行切中时弊的深入改革。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能适度增长。

　　(四)重点之四：必须降成本

　　降低实体经济的企业成本，不仅是供给侧拓展市场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企业适应新常态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供给侧改革必须把降低成本作为改革重点。降成本不仅需要企业加强管理，精打细算，减少跑冒滴漏，降低财务成本。凡服务于广大百姓的产品供给，都应尽量减少不计成本的广告费、营销费，过度包装费带给消费者的负担。为了降低企业成本，还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二是需要清理中介机构，减少评审、认定;三是需降低企业税费，清理不合理收费;四是需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用支出;五是需要金融部门创造利率正常化的低利率贷款环境;六是需要促进煤电、物流成本的合理化。

　　(五)重点之五：必须补短板

　　补短板，是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既生动又形象的一个命题，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推进供给侧改革，既需要认认真真地找短板，更需要切切实实地补短板。在我国作为供给侧的短板有属于产品数量和种类供不应求的，有属于产品质量不能满足需求的，有属于区域经济不够协调的，还有属于城乡存在差距的。中国人为什么到日本买马桶盖，为什么到香港抢购奶粉，实际上这就是两类不同的短板。前一个短板说明了我国人民随着生活的提高，对自动保温和冲水的马桶盖产生了与时俱进的新需求，对此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企业生产还没有注意到。后一个短板说明了我国的奶粉的生产质量不高，特别是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我国奶粉的安全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又如中国很多产品缺乏品牌，长期以来靠贴国外提供的品牌对外销售，而致企业的利润几乎全被经销商拿走。如此等等都是我们的短板，需要在未来发展中更好补上。因此，供给侧改革，必须要把补短板作为改革重点，为满足市场需求和适应新常态发展作出贡献。

　　三、供给侧改革需堵上五个黑洞

　　(一)需堵上金融管理的黑洞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命脉，要确保新常态健康运行，就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使金融的管理做到公正公平、服务好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但从金融管理的现状看，这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要取得供给侧改革的胜利，必须要堵上金融管理的黑洞。这些年来，金融管理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为国家经济的运行起到了保证作用，但是用“问题意识的镜子”照一下，就会发现金融管理中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最近出现的证券管理的窝案，作为管理者的监守自盗，不仅造成国家财富的大量流失，也严重地扰乱了证券市场，而且严重地伤害了股民利益，打击了股民对国家证券的信任。又如我们的银行贷款，长期奉行的嫌贫爱富的理念，贷大不贷小的做法，严重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金融内部的蛀虫们内外勾结，靠放贷谋私利的行为，既给银行引出了一批坏账、呆账，也暴富了这些蛀虫和被施贷的老板。近期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P2P兴起后，银行的资金大量流向这些单位，他们放贷利息高达20%—30%以上，在银行和这些新生金融载体都瞄准高额利润工作时，却不顾资金的实际走向，很多贷款用在了还息转贷上，使一些问题企业杠杆风险进一步增加。所有以上问题，不仅是有害于经济发展，企业进步，而且暴富了少数人群，拉大了收入差距，造成基尼系数(0.47)居高不下，让1%的人占据了中国30%的财富，使我们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遇到了更多阻力。为此供给侧改革必须立足于战略高度，加强金融管理的改革、堵上金融黑洞。

　　(二)需堵上矿山开发的黑洞

　　矿山是国家的财富，中国地域辽阔，地貌多样，为我们的国家聚集了大批种类繁多的矿产资源，是我们搞好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和重要支柱。但是，须知我们有因有13亿人口，人均矿产资源在世界上仍属紧缺国家，煤炭是最丰富的，但按人均计算，也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煤炭的1/2。再说现在已出现的一些资源枯竭城市，大多还是煤资源枯竭所酿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放宽了矿产资源开发政策，为国家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由此出现了一些人用手中权利大搞寻租，更有一些人钻国家政策空子，通过贿赂手段，花小钱赚大钱，造成很多国家矿山资源以极低价格流入少数人之手。且不说山西矿产资源引发的诸多问题，仅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将一个市值500亿的铅锌矿，以10亿元出让给刘汉集团。实际上这只是矿山管理的一个侧面，类似的问题有多少，不得而知。实际上很多人的暴富是利用了大量的矿山资源管理黑洞而致的。因为很多矿山归地方所有，权利的过度集中，使矿山的开发造成少数权利大的人说了算，监督起来比较困难。就以白恩培案件为例，为什么如此巨大的“让利”腐败问题，要靠一位90多岁的省级干部杨维骏走进北京信访办将其揭出?这不正说明如此的管理是何等的难以攻破吗?为此，供给侧改革，必须立足于保护国家资源、搞好对矿山管理的改革，坚决堵上矿山管理黑洞。

　　(三)需堵上土地供应黑洞

　　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国外，土地多为私人所有，土地的使用和购买一般不会有黑洞生成。但在中国不同，土地在农村属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土地的出让权归少数乡、村干部所有。他想卖谁就卖谁，想多少钱卖出就多少钱卖出。很多村干部就此寻租和受贿不知肥了多少人。不久前曝出的村干部可以贪腐几千万，作为土地问题的冰山一角，便可以使我们对土地黑洞做到管中窥豹了。另方面，农村的土地一旦进入城镇，就会几倍、几十倍的升值，这又给土地的供给带来更大的黑洞。有人统计近20年因土地供给问题，流向某些私人和贪官的财富就高达数万亿元。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为代表的判死刑就是因为土地的管理上受贿多达4000万元而致的。土地的黑洞，还表现在一些国有工程以最低廉的价格购买农村土地，然后又向亲属、朋友进行利益输送。还有一些企业老板，囤积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来土地是不允许私人转买的，但实际上这种通过关系进行土地囤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问题是广为存在的。如此，不仅严重破坏了土地管理，而且也构成了社会两极分化的潜在原因。据此，供给侧改革必须认真进行土地管理改革，堵上土地黑洞。

　　(四)需堵上房地产管理的黑洞

　　从80年代末开始对房地产进行改革以来，我国的房地产迎来了空前绝后的大发展。人均住房已经从几平米上升到30平米以上。我记得很清楚，1983年北京最高的楼是北京饭店17层，天津最高的楼是渤海大厦13层。但是今天不同了，全国各个城市都已是高楼林立了，连一些乡镇和村庄都立起了20层以上的高楼，中国高楼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是在为房地产大发展叫好之时，我们不得不看到此中存在的利益驱动带来的问题和风险，特别是住房建设的黑洞必须堵上，否则，我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就无法实现。房地产出问题是从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和城市经营城市的主体及政府财政收益的主要来源开始的。并且由于土地黑洞在房地产中的存在，造成房地产成了投资、投机的的平台，也是国外热钱追踪的重点。于是，很多房地产商白手起家或靠很少投入，不几年就成了亿万富翁，百亿富翁、几百亿富翁。虽然房地产是80年代末才正式起步，但进入新世纪后，胡润榜靠前的名次多是房地产商。房地产靠炒作，将其售价越推越高，城市中的高房价把入城门槛抬到了望人兴叹的地步，给我们的城市化，农民变市民带来了巨大困难。直至去年11月，我去沿海某三线城市调研时，一位房地产商告诉我，他去年营业额达13亿元，其成本只有5—6亿元，由此看出，房地产在三线城市的利润还有100%。很多年前我在全国调研时，不少房地产商都讲到利润在100%以上，但那时，他们多抱怨说，要拿出50%以上利润打点各方。也正是打点的结果，很多主管部门都说房地产利润只有7%，从而该控的无人控，该管的无人管。今天虽然已有很多官员涉及房地产受贿而被关押。但这并不等于房地产的黑洞就已经堵上了。房地产管理混乱，住房价继续高企严重抑制了城市化的真正推进和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构建。为了真正解决住有所居和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我们必须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深化房地产发展供给侧改革，堵着房地产黑洞。

　　(五)需堵上“跑部钱进”的黑洞

　　供给侧改革能否取得全胜，关键在国家的扶植政策和资金投向能否与中央既定的全面小康的目标保持一致。三十几年的经验证明，“跑部钱进”对一些地方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不得不看到，“跑部钱进”的地方，多是富裕的地方，有钱才能跑部，跑部才能进钱，结果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迭起，锦上添花、花上垒花层出不穷。事实上“跑部钱进”是要靠熟人、靠关系的，有熟人、有关系才能跑部，才能钱进。鉴于跑部钱进，往往是一本万利的，因此，这当中的腐败也是严重的。国家发改委物价局连续几任司长成为巨贪，国家能源局一处长家中就能搜出上亿的现金，这就表明“跑部钱进”、“跑部要政策”的做法是存在着巨大黑洞的。我在欠发达地区工作过，因为欠发达，拿不出跑部的路费，也无钱在跑部时“上贡”，所以那里尽管是需要雪中送炭的，但却连一点薪柴也得不到。就以教育为例，某省有7000万人，在敲定重点学校时，因教育部的领导是熟人，所以这个省就拿到12所“985”和“211”高校，而中部另外一个省虽然有1亿人，但只拿到一所“211”高校。连同清华大学一起用庚子赔款于1912年建起的名校，和具有百年以上校史的高校都不能进入部管学校。重点高校经费主要由国家支出，重点学校多，自然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国家投入。相反重点高校只有一所的一亿人口的大省，只能靠自有财政支持高校建设，由此导致这个省的中小学投入十分紧缺。我们最近调研时，发现该省一些中小学的大班额最大高达150人，学校厕所是80人一蹲位，上厕所要排长队。不能说这不是“跑部钱进”惹的祸，钱都去“花上垒花”了，还哪来钱去“雪中送炭”呢?因此，为了全面小康建设，我们必须重视人口经济学，供给侧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必须反对“跑部钱进”造成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堵上“跑部钱进”的黑洞。

　　四、供给侧改革需强化五种发展

　　(一)需重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化创新发展

　　供给侧改革既需要不断推出新产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新产品的问世带出对更多产品的需求，同样，也需要对更多传统产品改变业态，提高质量，满足广大百姓消费心理与时俱进的需求。而这两方面生产需求，都需要由创新引领和保证。为此，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抓手。创新需要首先创新思维，要打破阻碍创新的思想藩篱。例如对大豆转基因，不能总是因为有争论就止步不前。1938年中国大豆产量占世界98%，只因后来国外转基因大豆发展，使我国的大豆产量已降至10%以下，就这一点，我们是需要反思的。由此可见，要创新就一定要创新思维。尤其要用好我们的科技力量、科技投入。现在中国占有世界第一位的科技人员数量和占世界第二位的研发队伍，研发的总投入已占到GDP总量的2%，已与中等发达国家持平。为了搞好创新驱动，就必须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更精准、更节约的用好已有的科技投入。并需增加风险投资和对新开发的产品搞好政府采购，更要借鉴韩国“身土不二”精神，通过提倡国人用国货，推进创新产品的完善，促进创新成果，走向“一带一路”和整个国际市场。

　　(二)需重视人文交汇，强化开放发展

　　根据本人多次走进几十个国家的感受，我认为凡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地方都是最开放的地方，也是人文交汇的地方，纽约、东京如此，巴黎、伦敦也如此。那些地方由于开放力度大，形成了世界各个民族、各个人种、各种肤色和操不同语言的人同聚一起。科技创新，人类的发展，实际是由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科技的占有者在一起交流和碰撞出的思想火花不断壮大和燎原推动的。例如，美国科技的绝对领先，那是因为他聚集了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和科技精英共同努力的结果。为此，我们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和走在世界前列，就必重视扩大开放，重视对五湖四海的人才聚集，和吸纳世界各国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当今，我国虽然劳动力红利在缩减，但我国劳动素质提高的红利在加强，我们已有180万海归，56万名博士，426万研究生，每年还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迈向经济发展第一线。作为制造业和供给侧改革，我们一定要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转变一些企业在用人方面的家族理念、战友理念、同学理念、老乡理念，站在战略高度，吸纳四海人才，包括引进国外的专家、学者，促进人文交汇，强化发展动力。

　　(三)需重视人口经济学，强化协调发展

　　我们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发展要以人为中心，要重视人口经济学，要使经济的发展依靠人、为了人。中央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发展以人为中心方面存在问题。我们现在基尼系数高达0.47，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是突破了0.4的社会稳定底线的。我们人均收入差距过大，造成1%的人拥有30%的财富，而成为世界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还有我们的地区差，远远大于英国16个省1:1.68的差距和美国50个州1:2.0的差距。更值得重视的是历史上过度开发的中部地区的农业地带，人口多，而发展差的问题，都需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又例如，据2010年统计，东部20%的省份拥有全国60%的科研经费，我们既然知道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而且又明白科技对地方发展的先导和推动作用，那就十分必要改变这种科技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现象。为此，我们在资源的配置上在依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要重视政府在推进协调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而不能过度地放任市场的自由竞争。

　　(四)需重善行思利他，强化共享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北京大学曾讲到“没有社会和谐及良好环境，就不会有企业的更好发展”。实际上，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结果，都是大发展的外部环境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机遇。因此，要想求得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所有的企业都为创造更好的环境做努力。为此，作为供给侧改革，一定要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使更多的企业和供给商重善行、思利他，重视和支持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发展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唯利是图和占有职工和用户的合法利益，要重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做到德行天下。事物的发展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习总书记曾引用道德经第八十一章这句话，告诫我们愈是善于助人者，他的财富就会愈来愈多。日本京瓷公司的董事长稻盛和夫，一生创下两个世界500强企业，靠的就是敬天爱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袭来时，大家都忙于减员工，压开支，而稻盛和夫却下令一个员工不许裁，这不仅调动了员工积极性，也保证了他的两个500强公司的健康发展。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唯利是图的贪官为了荫及子孙，无比贪婪，最后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理念的误区，送他们走上了这条不归路。1982年我到英国考察时，他们的工业部长对我们讲英国为了大英民族的强大，往往是男孩18岁，都要离家去奋斗，上大学要半工半读，并且把遗产税定格为80%。由此看出，为了子孙不计一切去敛钱，是不利于子孙成长的。作为中国企业家，一定要转变观念，只有为国家去拼搏、去赚钱，你的事业才会更辉煌，你的明天才会更璀璨。

　　(五)需重视群众利益，强化绿色发展

　　我们发展和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终极方向。绿色发展，就是要天蓝水清、草木葱茏，既给人民大众创造一个无污染的生活环境，又给人民大众的饮水、吃饭提供安全保证。为此，我们既要加强水、土污染和雾霾的治理力度，又要防止和减少一些部门和中介机构为寻租和追求部门利益，却要大搞什么绿色产品和有机产品的多种认证。前年我去土耳其考察时，他们的农业部长对我讲，土耳其人均收入1万美元，但他们还没到认证绿色和有机产品的发展阶段，他们更重视的是全体公众的利益，狠抓的是农产品无污染的标准化。我们人均收入比土耳其还差一大块，把对少数人服务的绿色与有机产品的系列论证作为保食品安全的重点，显然在服务方向上发生了问题。另外，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大量问世，来者不拒的进入食品行业，听之任之，无人过问，也给食品安全造成隐患。三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实际上也与食品添加剂的研究者相关。最近我到河北省一个面粉厂参观时，发现生产过程中添加了增筋剂，回京后查阅发现，这种叫做偶氮甲酰胺的增筋剂，水解后可生成致癌的氨基脲，在欧洲、澳大利亚很多国家都禁止使用了，而我们还在推广。诸如此类涉及百姓健康的大事情，必须引起供给侧改革的重视，以确保真正的绿色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