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体权力价值观的个人激励和利益分配

　　有权力就有腐败，但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代均未爆发过严重的权力腐败问题;受东方思想影响的社会组织权力腐败问题频发，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新加坡却成功地防治了被称为是“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化现象。深究其原因，就是西方社会一直奉行的是组织集体权力的“公权力”价值观，同样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复兴了东方传统“圣人治国”下的“公权力”价值观。信仰、追求、落实、导向“公权力”价值观，是解决中国社会和其他各类组织集体权力问题的关键、基础和出发点。

　　一、个人利益分配与集体权力价值观

　　个人有利己的需要，个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能力、智慧，在遵守法律和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个人也可以加入不同的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实现自身的利益。组织中个人实现自我利益的方法途径一般可分为两种：一是组织利益靠事前的契约分配，个人的利益必须通过组织整体活动去实现;二是加入组织的个人依然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并利用自己占据的组织中的各种资源以权谋私。在第一种方式下，个人占据的组织资源与权力原则上并不直接影响个人在组织中的利益分配。虽然个人掌握的组织资源、权力可能与个人在组织中的收益存在内在联系，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然通过个人对组织的贡献和个人承担的责任作为权力和利益的中介。在第二种方式中，个人必须利用自己掌握的(不属于个人所有的)集体资源、权力去谋取更多的个人收益，以权谋私已成为这种组织激励个人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方式。第一种分配方式下，个人与组织，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公是公、私是私，不允许以组织集体资源、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其集体权力价值属“公权力”价值观。第二种分配方式下，个人与组织，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的界限则比较含混，同一组织内个人之间存在着经常的利益争夺，个人需要利用集体交给自己使用的但不属于自己的资源、权力以权谋私，其集体权力价值属“私权力”价值观。

　　采用第二种权力利益分配方式的组织，由于“私权力”价值观会鼓励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具有内在的离心力，难以维系组织的稳定与和谐。所以需要采取各种软硬兼施、明暗共用的方法手段强化组织的凝聚力，维系组织的稳定，因此“私权力”价值观下组织内部的权力利益制度关系要比“公权力”价值观下的组织复杂得多，并在集体权力价值上具有很大程度的双重性。

　　“公权力”价值观下的组织不允许个人以权谋私，视以权谋私为腐败;“私权力”价值观下的组织只是不允许大家平等地以权谋私，个人以权谋私是否属于腐败、是否会受到惩治，要因人因具体情况而定。在“私权力”价值观下，以权谋私已很大程度成为分配个人利益和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有效手段，而从控制下属维系组织稳定和促进组织活力角度以权谋私也成为了有效的控制手段。在历史上，“私权力”价值观和以权谋私式的分配激励方式可以极端调动少数人积极性，对于形成和长期维系庞大中央集权式帝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条件下，“私权力”价值观和等级式以权谋私分配激励制度相比之下则难以调动凝聚多数人的力量，以权谋私成为社会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私权力”价值观是权力腐败及权力腐败难以治愈的根源。

　　二、“私权力”价值观下组织中的个人激励与利益分配

　　1.中国传统社会的“私权力”价值观和制度

　　从组织权力角度看，简单的组织只需要有“王”和“民”就足够了，而复杂的组织则还需要有数量不同的官吏。下面就简单形象地说一下我们的“王”、“吏”、“民”等社会组织不同类型个人的权力价值转化;与之相关的个人利益、个人积极性，组织权力制度、组织规模，组织和谐、组织生命力等问题。

　　现代社会中家庭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而我们传统的国与家在基本构成原理上却是完全相同的。我们的国和家是一体的，所以将国称为国家。在社会组织中，“公权力”价值观、平均主义理念无法调动个人特别是能力超群的个人的积极性，而人们在家庭组织中则往往能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是亲情超越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将家庭机制运用到社会组织中，可以淡化、转化以权谋私问题，并可以有效调动贤能者的个人积极性。

　　国家的“王”类似于家庭中的家长，家庭、家族听命于家长，甚至属于家长;社会上的百姓应听命于“王”，甚至属于“王”。从另一种角度看，此时此刻的国家已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属于一般百姓的社会组织和平等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属于国王私人的、人际关系不平等的家庭组织。每一个帝王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稳定，都需要证明其合法性，所以都拼命鼓吹和宣扬所谓的“天授君权”思想，而社会(也包含国王的自觉)为了限制国王的不负责行为也倡导“敬天保民”和“以德配天”。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对国王的道德限制只是软约束，最后只能依赖改朝换代来惩罚和警示最高统治者的不道德行为。

　　国王的“私”就是大家的“公”，国王以权谋私是合法的，官吏们以权谋私则是不合法的。国王的权力是“私人权力”，将其分配到官吏手中就变成了“公共权力”，官吏行使集体权力是不能以权谋私的。家大业大、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仅靠国王一人一家的力量是无法维系的，国王需要调动更多官吏和百姓的积极性。可是哪有那么多财富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呢?经长期实践选择，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普遍的低工资，再配以个人可以灵活运用的权力，官吏个人收入多少主要靠个人的抉择和努力。并且官吏主要通过以权谋私方式获取个人利益，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就得努力获得更大的权力。这时国王和官吏之间已经形成等级式利益共同体，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都有足够的动力自觉维系国家组织的稳定和谐。为了官僚体系的效率，为了防止官吏过分盘剥百姓而官逼民反，社会也为广大官吏树立了道德大旗，极力倡导“大公无私”、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让官吏们以权谋私实现个人利益，不仅可以差异地分配社会利益调动少数人的积极性，而且能增加官吏对国王、下级对上级的忠心。国王对官吏、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控制权，利用以权谋私分配利益是有效的控制手段。以权谋私本不合法，却又为官吏个人收入所依赖，国王和上级官吏随时随地都可以以被控制官员以权谋私而治其罪，而平时则可以完全听之任之。不得不承认，传统社会靠以权谋私方式分配社会利益，从经济角度可以称为高超的技巧，只是其强烈地反映了国王和不同级别官吏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个人利益分配、激励方式的不健康、不道德。而从价值角度看，社会认可的、掌握集体权力的官吏们实际上所奉行的是辩证的双重价值观。

　　2.中国传统集体权力价值观和制度的弊端

　　“王者圣”、君爱民，官吏忧国忧民等表面价值观，使老百姓和个人经历少的官吏难以发觉和正确认识我们奉行集体权力双重价值观，社会统治者不愿也没有必要正视其实质上的“私权力”价值观本质。双重价值观对具体个人可能存在着道德问题，却可以大大减小庞大帝国运行的经济成本，所以举国上下多数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传承着、维系着集体权力价值观的双重性。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极其庞大，相对于众多人口，统治者和能够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集体权力而以权谋私的人终究是极少数，靠以权谋私巧妙差异地分配社会利益、极端调动少数人积极性并没带来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现代国家和社会组织更加发展、更加多样，有更多的个人进入企业组织，而且让人民当家作主无形中就给了普通老百姓接触集体权力和以权谋私的机会。在整个社会都追求个人利益向钱看的条件下，社会再倡导“为人民服务”也会无济于事，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每个人都寻找机会以权谋私、干啥吃啥。

　　大家在组织内部都极力以权谋私，就会忙于争夺，忽视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忽视组织的效率和创新。虽然少数人可以为了获得高于他人的个人利益而产生一时的积极性，但此时人心已散，组织已很难较好聚集少数人的力量，更难想象聚集多数人和创新的力量。而且大家都你争我夺地以权谋私也会使组织的经济负担过重而难以维系正常运转。“私权力”价值观逐渐将成为我们惟一的价值，没有法律、没有制度、没有利益，人们的行为将难以想象，社会组织将最终走向离散。

　　对于我们，“私权力”价值观的影响不仅具有上述的普遍性和毁灭性特点，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政治只能采用“为民做主”的“圣人治国”方式，与我们怀疑理性、怀疑普通人能力的“英雄史观”有关，也与“私权力”价值观密不可分。普通老百姓参与民主就是行使集体权力，而大家在行使民主权利过程中一般会固执己见、以权谋私，从而使组织达成共识的过程异常艰难。由于信奉“私权力”价值观，我们的组织已形成对独裁的依赖，西方民主制度并不适合我们，所以也只能采用传统的“为民做主”方式管理国家。从理论上、从逻辑上讲，信仰、追求、落实、导向“公权力”价值观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以权谋私问题，也可以帮我们解决权力民主问题。只是，以权谋私终究主要还是涉及少数人的问题，而政治民主将涉及每个公民。

　　靠以权谋私分配社会利益调动个人积极性早已不是什么“先进文化”，已切切实实成为了中国社会所无法摆脱、难以治愈的“组织之癌”。

　　三、转变集体权力价值观治理权力腐败

　　我们坚信掌权者的智慧和能力，而对其的监督制约往往又不得不仅仅依赖他们个人的道德和觉悟，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放弃社会的道德提倡。但道德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比，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官场则几乎已经变成形式主义的口号，已经不起什么实际作用。因此我们在反腐倡廉和防治以权谋私上也开始越来越强调个人利益和法律制度，却恰恰忘记了最根本、最重要的“公权力”价值观。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信奉“公权力”价值观才有必要通过建立法律和制度防止以权谋私，才有必要通过激励设计防止个人疏忽使用公共权力。而且没有“公权力”价值观，监督制约也会有漏洞、也会流于形式，即使是铁板一块的规章制度，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制约者同被制约者串通起来合谋，规章制度也难发挥有效作用。并且大家都信奉“私权力”价值观，都想以权谋私，怎么能设计制定出有效防治以权谋私的制度法律，又有谁会去认真贯彻执行?!另外，没有道德价值，个人无止境追求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根本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而本不健康的(违法的)以权谋私式分配激励方式会使贪官们变得面对法律制裁而无所畏惧，更何况道德。“公权力”价值观是防治以权谋私的第一道防线，制度、法律、经济利益只是权力价值观的落实和弥补，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信仰、追求、落实、导向“公权力”价值。

　　有人在总结新加坡防治权力腐败经验时，概括了四句话：“一、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二、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三、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四、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其实对于新加坡政府、企业和社会保持活力并有效防止权力腐败，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宝贵经验只有第一条，就是他们真正信仰、追求、落实和导向“公权力”价值观。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新加坡社会也曾深受“私权力”价值观和以权谋私毒瘤影响，但其解决东方传统价值问题并未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新加坡模式的本质是传承复兴了中国古代圣贤治国的价值理念，并且有选择地利用了西方的某些制度、方法。

　　综上所述，要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问题，就必须确立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原则，并作为实现中国现代社会和谐的“新和谐之道”：

　　1.必须坚定不移地信仰、追求、落实、导向“公权力”价值

　　将组织集体权力与组织内部利益分配严格分离，倡导并导向个人通过组织实现个人利益，以从根本上减少以权谋私、减少组织成员内部的相互争夺，实现组织整体和谐。

　　2.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传统的辩证方法和思维，使公正成为指导组织运行的目标、原则和方法

　　辩证灵活地认识和对待具体问题有其一定的优势，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已习惯于这种方法和思维，并将其捧为国粹。辩证思维方法的优势来源于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但如果一味这样的话，再好的价值、制度、方法也很难坚持，也要大打折扣。而且辩证就是不一视同仁，就是不公正，以辩证原则指导现实工作生活意味着对普通人的不公正、不平等。辩证原则往往只会有利于少数人，有利于以权谋私，无法调动组织中多数人的力量与积极性，也不利于组织整体和谐。

　　3.正视个人利益，倡导并导向个人追求正当利益

　　现代社会需要调动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而经济利益在调动个人积极性方面是最好的手段。我们社会今天的不和谐，并不是因为个人利益，而是因为个人利益的泛滥，而是因为以权谋私和谋取不正当利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应该倡导个人靠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对他人、对组织、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实现个人的正当利益。在追求正当利益原则指导下，国家、社会和其他组织也应该致力于公正地分配社会利益。健康的市场经济社会是多元的，对社会利益差异化的多元主体只有依靠公正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和谐和共容。

　　4.倡导公平交易，提倡纯粹的、真正的“无私奉献”

　　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交易社会，以往我们虽很“轻视”交易却有十分高超的交易技巧。对于个人擅长交易是好事、是一技之长，而组织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精于此道则会相互勾心斗角，仅从经济角度就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公平交易，而过分追求交易技巧就是“占便宜”、就是不公平交易，是不利于、甚至是无法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

　　我们很长时间内用无私奉献对抗以权谋私，在现代社会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无私奉献精神实际上是非常传统的，是解决传统社会物质财富有限，不允许社会一味用物质手段激励个人问题的。而现代社会，以权谋私的问题不在于个人追求物质利益，而在于个人以不正当手段追求不正当利益。我们频繁地宣传无私奉献，已将其俗化，已使其崇高性大打折扣，甚至形成了无私奉献和以权谋私的战略搭配模式：许多人先靠无私奉献获取权力后再以权谋私实现个人利益。无私奉献是崇高的，是纯粹的奉献，是不允许交易的，更不应与以权谋私这种腐败行为有丝毫瓜葛。在市场经济社会靠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贡献，与他人公平交易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无私奉献是对他人的同情、对社会的感恩，是个人的高贵品质，是不需要回报的。无私奉献精神、行动，是交易社会所稀缺的，是我们必须加倍珍惜和呵护的。

　　5.解放个性必须与引导个人相配合

　　社会发展需要调动更多个人的积极性，需要将更多个人从传统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被解放的个人在为社会发展做出不可或缺作用的同时，也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如一味的务实和低俗)。无规矩难以成方圆，我们必须去引导或者说去改造个性，培养新时代、新社会健康、积极、幸福的合格新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