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现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思考寻租理论，同时也关注中国的自主创新，所以就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围绕这个题目我讲四个问题，一个是对图洛克寻租理论专家的思想做一个概述，因为我看到今天研讨会还有一个主题就是纪念图洛克等寻租理论的专家，这里面不仅仅是文献的综述，其实概括了中国在古代就是一个寻租的社会和制度，第二个问题就是把寻租阻碍自主创新的机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为什么寻租是有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分析一下寻租的制度性根源。第四是分析一下寻租的组织上的根源，后面两点都主要是结合中国的现实。

　　我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寻租影响中国的文献述评。1、图洛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和印度是人类文明古国，但是为什么长期富强不起来。他认为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制度把社会的精英都引导到寻租上来，所以我把它叫图洛克命题。所以这个李约瑟之谜是相互联系的。图洛克对中国很有研究，我认为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观察非常深刻，他讲的这一段话，他说在中国那些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几乎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花在了获得维持权力的惠顾上。生活虽然是不确定的，但是对应者而言获利颇丰，物质上进步缓慢也是这个体制特征。有一本书叫做《欲望与利益》，他说一个社会追求的是利益，这个社会是好的，怕的是这个社会追求的是权力和荣誉，权力和荣誉是没法量化的，利益是可以量化的，是透明的，而我们的社会按照图洛克的分析是追求权力的社会。寻租不利于创新主要是体现在人力资本的使用和浪费上，图洛克和鲍莫尔主要是分析科举制就是一种寻租制度。

　　2、关于工业革命、寻租和人才配置的关系。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其实西方国家在他们工业革命之前，寻租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完成了这个转换?所以图洛克有一个解释，我认为很好，他说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因为英国建立了议会制度，一个一个找议员，寻租成本太高了，所以那些社会精英就不像以前那样寻租，而去搞自己的事情，办企业、创业，这样工业革命就爆发了。布鲁克斯研究了两种竞争，一个是寻租的竞争，一个是科技的竞争，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制度背景下出现的是寻租竞争，而不是科技竞争。我在后面讲中国现实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很多竞争也是寻租竞争，而不是真正的科技竞争。

　　3、中国是缺制度还是缺企业家?根据爱尔兰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古代就有很多企业家，但是因为制度的原因，这些企业家的潜力都没有发挥出来。

　　4、也是我今天分析的主要的问题，在中国为什么资源配置总是自上而下，其实从王安石变法就开始，就是上面控制资源配置，而不是在下面确立产权，从古到今都是这个模式，自上而下。所以从深层次看，当我们的产权权利界定不清时，必然产生一个寻租社会，这不仅仅是管制、垄断或者再分配这么简单，它与产权有关。所以，欧洲国家在近代就开始为企业和个人创造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而我们中国还是习惯于自上而下的配置资源。所以官本位和寻租的相互强化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我们制度都不好的原因。诺思有一段话，我认为这个对于我们理解国家治理，包括现在中国的转型非常重要，其实人类社会到工业社会，到市场经济，它必须从过去的强制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就是过去的强制社会相互控制、尊重等级、严格实施，开放的社会就是自由进入和退出、民主治理，这个转型是非常重要的，宋朝的创新都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来自于市场，而不是来自于经济活动本身。像1708年清朝政府搞一个很大的项目，绘制中国地图，用了十年时间。清朝政府把这个成果以高级机密放在抽屉里面，而欧洲传教士把这些资料拿到欧洲去进一点研究和发表，所以很长时间欧洲人知道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知道的还多。中国中世纪经济增长的障碍，主要是人们在工业中找不到受尊重的财富，所以不得不搞欠生产性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就是寻租阻碍创新的传导机制。在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时期，有才能的人都会选择寻租活动，选择企业家活动的只是例外情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同样社会条件下为什么寻租比创新更有利?第二，寻租不利于创新的多重效应。为什么中国没有从寻租社会走出来?这里有制度基因和路径依赖。所以寻租是人类社会都经历的阶段，欧洲国家遏制了寻租后才产生了工业革命。为什么寻租比创新更有利?我归纳四个方面，一个是奥尔森现象，包括西方很多学者都是这个观点，人类就是两种活动，一个是生产交换，再一个就是寻租分配。往往对于任何组织来讲，选择那种生产与交换的是比较少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很多学者都有解释，建立一个寻租体系是有固定成本的，还有寻租者是人多力量大，少量人进去，大家都跟着进去。再就是图洛克悖论，就是与寻租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寻租者付出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这里面涉及到寻租成本可以转移。还有寻租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创造了公共产品等等。第三，创新者更容易受到寻租者的影响而处于不利地位。第四，私人寻租和公共寻租都不利于创新，但是公共寻租更不利于创新。有一篇论文讲到为什么寻租阻碍经济增长，这是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他们认为官僚寻租比非官僚寻租活动更阻碍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第三个问题，寻租阻碍创新的制度性根源。图洛克认为寻租减少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规模的相对变小。我们国家这些年为什么腐败严重，我认为就是我们政府的规模控制的资源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和腐败严重是相辅相成的。寻租主要是根源汲取式制度。汲取式制度类似于诺思讲的权利限制秩序，就是设立租金和限制权利来维护这个社会稳定。汲取式制度下的增长有几个特点，一是有利于政治上有权及优势群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二是有利于这个社会现有的企业和精英，三是运用的是已有的创新从而不会产生创造性破坏。四是他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用这种观点描述我们国家现在的增长还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就是政府利用他的权力可以对资源进行再配置，在早期可以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到现在已经迅速降低，所以必须要创新驱动增长。汲取式制度最大问题是不能面对创造性破坏，它在复制模仿这个阶段还可以，但是在创造性阶段就不能适用，包括专车、互联网金融、国企改革，我们现在都不能面对。所以现在我们国家转型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寻租里面主要有三大类型，一个是垄断式的，一个是管制型的，再就是再分配型的。这三种在我们国家都相互存在，交互联系，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再分配量太大，政府通过力量把很多资源集中起来，包括过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又通过各个部委把这些钱分下去低效使用，导致双重损失，加大了整个社会成本。图洛克认为真实世界的税收、关税垄断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以往的估计，其实我们国家四万亿加剧了我国汲取式制度对经济的负面效果，包括国进民退，以及不均衡的再分配。四万亿本身没有问题，但在我们这种体制下它没有得到很好利用，最终反而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寻租对创新有两大影响，一个是不利于破坏性创新的产生，第二个是不断汲取创新红利，使经济最终处于停滞。我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汲取式制度和包容性制度有不同结果，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也搞了8000亿美元刺激，换算成人民币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我们在投资的使用方向和使用结构、效果方面有天壤之别，这就是两种不同体制的差异造成的。你投资同样的钱为什么效果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寻租体制。汲取式制度微观上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扭曲创新激励机制，第二是不利于发挥企业家创新潜能，第三是减少创新企业家的数量。

　　第四个问题，简单谈一下寻租阻碍创新的组织性根源。这里主要讲两个问题，(一)创新悖论与我国自上而下的创新组织方式的关系。所谓创新悖论就是我们有创新的国家意志，科技经费超过欧洲，论文数量发表世界第一，博士培养也是世界第一，科技人员也是世界第一，官方智库体系也是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引领世界的科技发明和人文贡献，创新一直成为中国的最短板。这是一个悖论。创新是两种，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创新，一个是自下而上的创新，按照西方理论讲自上而下的创新从来没有成功过，包括前苏联。他们认为成功的是自下而上的，为什么这两种创新有这么大的差别?其实这里面自上而下的创新就容易产生寻租，我们主要是通过寻租体制来分配资源的。(二)设租与寻租成为自上而下分配资源的方式。这里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是我们地方政府及所属企业共同向中央及部委寻租，美国为什么建立联邦制，他建立联邦制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为了限制寻租，因为进行全国性的控制就必然会产生再分配，从而导致寻租。通过联邦制来限制寻租，有很多研究和解释，全国性的资源控制使地方在这个过程中的理性选择就是寻租。所以这个用来解释中国现在的现实问题很有解释力。再就是我们的科研资源分配也是自上而下，我们科技经费不少，为什么没有创新?因为我们科研人员精力都是用在项目争取，各种评审上，从表面上看是科技竞争，但实际上许多变成了寻租竞争。三是我们产业方面也存在寻租，联合国有一个数据，我们产业70%的研发费用来自不同级的政府，欧洲和日本70%研发费用是来自于自身，所以联合国的一个报告里讲为什么中国产业不能创新?因为你的钱的来源有问题，是政府主导体制，这个产业上的问题很多了，包括汽车产业、机器人产业等为什么创新不成功，大家精力是面向怎么争夺资源，而不是面向市场。而美国的资源是由市场配置，政府很少直接配置和控制资源。所以，我们国家科技人员眼睛都是盯着政府官员，而不是盯着市场和社会，所以这种体制下很难创新。

　　最后讲一下我们国家改革的路径和程序是有问题的，这个路径和程序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都是按部委来改革，其实我们中国的改革也变成了一个寻租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个领域改革都是各个部委牵头制定规则。所以，这些部委往往把他们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等同于民族利益，所以这里面怎么打破利益格局就非常重要。其实部委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存在路径依赖，我们现在改革路径往往被部门包装后以新形式出现，表面上改革了，但是实际上没有改革，如专车改革等等。所以，部委改革与民众期望是有差距的，这个改革缺乏多方博弈机制。

　　如何从寻租有利的社会向创新有利社会的转变?为此，一是要限制政府的有形之手，二是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落到实处。从产权角度看，激发创造力和远见、推动知识和创新增长的体制只能在私营部门爆发，而非公共部门。从权利角度看，选择生产组织方式的权利，获得资源的权利以及使用它们的权利的三个重要因素决定了自由创新者的数量。现在关键问题是中国人的政府偏好情结，政府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利益集团的抵制是中国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大问题。三是要从自上而下的创新为主转化为自下而上的创新为主。现在中央出什么政策地方就去争，而不是地方结合自己当地的情况去进行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我国这种上端统筹支配的格局很容易变成地方政府之间的寻租竞争。四是从制度层面让资源配置和人才流向创新而不是寻租。一个社会要想在技术上具有创造才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社会必须存在一支创新者队伍。(2)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必须鼓励潜在的创新者，为他们构造恰当的激励结构。(3)创新要求社会具有多样性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