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政府逐渐向福利型政府转型，政府职能不断扩张，权力逐渐扩大，政府的管制范围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同样也十分期待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期待自己的生活有更好的改善。但是，这无疑也在另一个方面成为了人们抱怨的对象，政府在扩大自己管理范围的同时，事实上有形或无形地加强了对人民生活的介入。有人认为政府应与生活有一定界限，不希望政府干预过多、无孔不入。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是对于政府治理的一个考验，协调好各部门的工作，时刻关注民众的需求才能知道如何去做，而倾听民众的抱怨，反省在哪些方面还有欠缺亦是对于政府好的治理的一个重要要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在这种情况下，将效率放在了政府处事的第一位，只有实现了对于行政部门人员的效率的提高，在部门运行时，才能保证有效的投入。

　　笔者十分认同效率的重要性。如今在我们某些地方，大家提到政府部门，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做事拖沓，比如民众需要跑多个地方才能办完一件事，或者往往需要办理好几个证件等等，怨言颇多，觉得政府部门不作为或者办事总是“踢皮球”，往往民众亟需解决的问题，行政部门一拖再拖，不仅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各个方面，还不利于政府的形象。目前，也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来减少这种无意义的审批等，体现了政府治理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很多政策比如医疗体系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都持续了十多年，这期间政策经常变化，各个地方的改革进度不一有快有慢。这种“效率”往往是事倍功半的。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策往往由少数人专断然后马上执行，而这种“高效率”带来的是并不是和谐发展，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在公共行政学里，效率不仅仅指的是如何将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而是指如何在动员各个部门、多个主体的情况下，以最合理的方式，最大程度上提供公共服务、解决民众问题，并达到与最初目的差距不大的效果。过分强调在短时间内完成，那么效率可能就会变成揠苗助长，比如一项政策的推出，往往需要经过多方意见探讨、民众咨询，试点后再正式推行，如果将这中间种种过程轻视，忽略甚至无视的话，那么反而会产生与最初目的大相径庭的结果。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八大法则里“参与度，法治，透明度，回应，负责任，协调性，平等，效率”，每一个其实都是对于治理过程中应该如何去做的探讨，那么也就是说，过程其实比结果更为重要。

　　新公共管理主义(New Public Management)认为结果比过程更为重要，他们将公民看做顾客，以顾客的满意程度以及行政人员的业绩为衡量标准，将其看得更为重要，一方面能对于公职人员引入竞争意识，激发大家工作的活力以及效率;另一方面，以民众为导向，能直观地看到政策是否贴近人民，这样的想法是从结果来刺激过程，从而达到整体的一致性。那么，在上文中，我认为的“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其实就是从过程来刺激，让良性的、合理的过程来带出符合社会发展、符合人民要求的结果，这也是一种连贯性。并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就一定是坏，其实这都是一种对于良好的政府治理的期待。

　　重视过程，需要的是从过程中的方方面面来考虑问题，重视公众的参与性，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民众的意见;重视法治，在任何行政手段时都依法办事，做到合法性;重视透明度，公正廉洁的处理各方面失误，在过程中公开相关文件，不偏袒不包庇;重视回应，能坦然面对群众的质疑与疑问，耐心倾听后更应努力跟进与回应，形成良性的沟通平台;重视责任制的履行，问责制的完善让政策的执行有了制度保障，是对于公务员的有力监管，同时也是鞭策;重视协调性，部门间的协调，人民与公务员的协调，每一个部门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每一个政策都需要多个部门和主体的配合;重视效率与影响力，我们不仅仅要做，更要做好，要给民众带来好的影响，要积极进取的完成相关政策;重视平等，对待不同的个体要灵活采取不同的方法，但不变的是让每一个个体都受到应有的平等的对待。上述这八个方面，看似容易，实则包含了治理的各个方面。不得不说，我们政府在实际过程中，由于体积过于庞大，有时难免难以做到多方兼顾，这需要在多方面完善制度，没有制度的保障，以上的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

　　新公共管理主义的“结果为导向、顾客需求为基础”的改革，与近几年中国呼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不谋而合，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目前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可以提供借鉴的理论。譬如在增进各部门、各主体的协调性方面，新公共管理主义鼓励政府跳出官僚主义的枷锁，开放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合作。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在这方面一直主张的“小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与其他市场主题的合作，比如非政府组织(NGO)，或者是相关慈善团体，在诸多方面善于利用非政府组织的灵活性来保证相关政策的实施，同时这也是增加公众参与性的一种好方法，对于增加透明度以及发挥一定程度对政府的监督有着较为突出的作用。中国香港特区在房屋政策上，就是采取政府主导、民间组织参与的方式来推行公屋政策的，其实施的过程中，一系列项目的推行、具体工作的开展都是由香港房屋协会这个法定非牟利机构来参与的，房协并非隶属于政府架构的一部分，但作为非牟利的独立机构，房协一直担当“房屋实验室”的角色，发展及研究不同的房屋计划，比如夹心层住屋计划、环保建筑等的推行，都有着非政府组织的身影。

　　中国内地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自治能力差;现阶段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腐败、公共责任制薄弱、官员及工作人员遇事对上不对下、对官不对民负责等消极现象与政府机构及其人员没有摆正自身的位置、没有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密切关系。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应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于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克服目前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增强社会自治能力;政府组织及公共部门必须由过去的“官僚机构”转变成公共服务的“管理机构”，公共服务人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应更多地是管理者、服务者,必须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公共责任感，必须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目前在中国许多城市，政府也逐渐开始开放一些领域来让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例如在养老政策方面，将设立安老院等福利机构等工作交由企业来运作，通过竞争的方式购买相关服务，不再由政府包办一切。虽然这些才刚刚起步，但是已经为激发市场活力、鼓励多方参与做了很好的示范。

　　参考文献：

　　David H. Rosenbloom , Deborah D Goldm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public sector, New York : McGraw-Hill ,1993.

　　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任剑涛，《中国政府改革的两次蜕变 : 从有限到有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2007年。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谢罗奇，《市场失灵与政府治理—政府经济职能与行为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