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白卫星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军民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2016年3月25日,中央《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再次明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必由之路”。在这一战略条件下,我国区域经济就必须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要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重新认识和思考区域发展问题,把军民融合的理念和要求贯穿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第一,需要确立军民融合的区域发展新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升了国家经济的整体活力,突出表现在增长格局发生重大转变,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引擎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生产力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必须确立军民融合的区域发展新战略。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在国防建设中合理兼顾民用需要。”“坚持军地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共享、平战结合,促进经济领域和国防领域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交流,加强军地在基础设施、产业、科技、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统筹发展。”就区域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看,区域经济是国防经济动员的基础,军民融合的区域发展新战略既是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现实要求,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通过对国防经费和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公用基础设施进行功能融合和资源共享,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诸如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各自建设、各自运行的重复建设和重复投入问题,使两个体系相互兼容同步发展,实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的效益,有效减少由于国防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分离而带来的经济动员成本。特别是当前战争经济准备的资源投入越来越大,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走军民融合的区域发展新战略,是使军事经济准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军民融合的区域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信息化局部战争的需要。根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安全实际,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离不开区域经济的支撑。从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看,信息化的局部战争将很可能主要涉及我国的一部分区域。因此处于战略重点方向的区域经济必将首先承担起局部战争的经济保障支援任务,而且要求经济保障具有持久力,更要有爆发力,确保军事经济资源全程可控高效释能。军民融合的区域经济,不仅能充分挖掘自身的保障潜力,而且还能从战略全局缓解局部战争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冲击。综观近年来的几场局部战争,由于大量高新技术武器运用,战争的破坏性空间增大,物资消耗剧增,单靠军队的自身保障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战争经济保障需求。为统筹解决供需矛盾,除了要加大与其他区域的一体化联动保障外,最根本的一条是在平时的军事经济准备中充分挖掘自身潜力,从区域经济的发展体系中获得丰厚的保障资源和持久保障的动力。
从我国区域经济战略的演变历史来看,尽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主要考虑了生产力布局的战争因素,但也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平衡区域工业经济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成为今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的重点,这为实施军民融合的区域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一方面要向资源要素、产业技术、地区文化和地缘格局的深度层面进行拓展(金碚,2015),另一方面要着力探索军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发展路径。
第二,需要统筹考虑军民融合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
“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工程,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领域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和举措,打造一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增强先进技术、产业产品、基础设施等军民共用的协调性。势必要求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要统筹考虑军民融合战略。
我国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虽然带来了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效果,使宏观调控“一刀切”的状况得到以改善,但这些政策仍然是产生“单打独斗、地区竞争”区域发展模式的主要根源。仅就2009年—2014年国家发布的有关黄河流域八省区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有:
2014年3月,国务院关于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的批复;
2014年1月,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陕西西咸新区的批复;
2012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
2011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201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1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
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0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划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涉及黄河流域的包括:太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地区、中原经济区、关中—天水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经济区等六个;
201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9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
2009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
这些经济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弊端是由于没有按照流域生态经济的规律特点进行统筹规划,按照行政区域来规划的“单打独斗”与区域协调的矛盾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我国军民融合的实践虽然始于2008年,但这些规划没有考虑军民融合的战略因素,区域经济的军民融合难以形成。因此,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角度看,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防发展战略的双重高度重构区域政策,强化军民融合的区域发展规划,开辟军民融合的区域发展新境界。
区域政策要统筹考虑军民融合战略,给区域发展政策注入军民融合的新内容和新内涵。无论是东部率先发展还是中部崛起,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东北振兴的大区域政策和规划,都要体现军民融合战略的政策内容。从城市群规划到县域经济规划也应遵循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在规划内容上,从区域产业规划(特别是新兴战略性产业)到基础设施规划,都应自觉贯彻并体现军民融合的发展特色。令人高兴的是,国务院在近日关于同意山东半岛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中明确要求,山东半岛国家高新区要积极开展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在军民深度融合等方面进行探索示范。还有部分城市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特点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打造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开展军地联合创建示范区活动,带动军民融合产业、技术、产品集聚式发展。比如,宁德市创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试验区”;西安高新区结合自身军工资源优势,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镇江市在江苏省率先制订《关于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建成全国全军唯一的“空军装备部——丹阳军民融合式发展示范区”。
第三,区域产业是军民融合的“主战场”
从军民融合的工业实践来看,军事工业的军民融合明显早于区域发展的军民融合。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4》显示,我国军民结合产业保持稳速发展态势,军工企事业单位民品收入保持了年均超过20%的增长,民品产值占军工总产值的比重超过2/3,军民结合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这是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取得的显著成效,焕发出势不可挡的巨大能量,体现了军民融合的潜在力量和产业优势。
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打破军工垄断体制、降低民企准入门槛、强化安全保密监管,确保资源投入有质量有效益。特别是国防科技工业作为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主体,“民参军”“军转民”是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的一体两面。我国各地区均布局有国防产业,就区域经济而言,区域产业注定成为区域发展实现军民融合的“主战场”。
一是“军转民”。即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加大国防产业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军民结合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各地都在积极推动与军工集团、军队的合作,各种类型的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建设悄然加快。因此在一些传统的军工大省以及民用高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军民结合产业聚集发展的态势和规模效应已经初显,并在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拥有核心关键技术,成为能够影响市场格局的重要力量。上海坚持高端引领,聚焦智能制造装备、船用动力及船电系统、卫星导航及应用等领域,构建10个支撑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平台,突破20项关键技术,形成30项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并具有一定产业化规模的重点项目。西安已初步形成航空、航天、兵器三大军民融合产业园集群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依托各自优势在不断发展民用航天产业、航空产业、兵器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集群。加强军民结合产业园区建设,在区域、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建设功能不同、各具特色的军民产业基地,把园区建设作为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和发动机,以局部发展引领和带动整体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发展效应,从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已认定陕西汉中航空产业园、河南洛阳涧西区、湖南湘潭市雨湖区、重庆市璧山工业园为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
二是“民参军”。即在统筹经济效益与国防效益中推进区域产业的军民融合。要把市场的力量转换成为国防力量,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实力与国防经济潜力的战略对接,形成适应未来战争特点的信息攻防、海空防、国防科研等产业体系。既要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最大限度满足国防需求,又要紧密结合地区域特色,努力解决军工相对封闭、民用工业支撑不足的问题,也要解决产业定位不准、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集聚效应差、军民技术成果双向转化不畅通的问题。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在“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探索一代”的研究,势必要求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相关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卫星导航、航空发动机等现代高技术产业的军民趋同性,已经为军民技术成果的相互转化提供了必要前提。加快军工体系开放竞争和科技成果转化,调动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的积极性,鼓励民营企业争创军民融合品牌,从而全面夯实区域产业的物质基础和人才资源基础,提高军民融合的产业竞争力。江西省在《关于深化军民融合加速推进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打造航空、船舶及海洋工程、核、军用电子、卫星应用、民爆、汽车、服务等八大军民结合特色产业,建设南昌航空工业城、景德镇直升机产业基地、九江船舶制造及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基地、江西铀矿大基地等十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培育壮大军民结合市场主体,积极推动改制重组,支持军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着力引进军工集团在赣设立区域性总部企业。
三是服务业的军民融合。即服务业更需要主动对接服务军民融合的军队后勤保障。比如,边疆地区经济落后、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这给边防部队的巡逻执勤、处突维稳带来许多不利影响。边疆地区应该主动融入军队后勤保障,将经济布局调整和军事保障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密切与驻军的联系,统筹考虑诸如物资仓库、加油站点、粮食储备点等服务设施的共享利用。我国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已经形成网络,各大中城市已经跨入高铁时代。为国防交通运输保障效率得到全面提升,在区域整体交通建设布局中融入军事保障需要。从这个意义来看,服务业的“军民融合”就是“战场”和“市场”的融合,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
[1]金碚.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维[J].区域经济评论,2015(3).
[2]毕京京、任天佑.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4)[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