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战略创新缔造奇迹》为题报道了杭钢集团战略创新做法。杭钢集团在实施适度多元发展战略的同时，抓住非钢产业发展契机，探索混合所有制形式，全面推动企业制度创新;同时以股份制改造和宁波钢铁公司重组为牵动点，不断改善钢铁主业的体制机制，使集团的制度改革实现了与时俱进，为杭钢全面、健康、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长期以来，杭钢集团钢铁主业发展受限于杭州市城市发展规划。为了突破发展瓶颈，杭钢只能在做强主业和做大非钢产业两个方面实现突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这种战略意识，逐步演变为“跳出杭州、发展杭钢”的战略思路和“钢铁主导、适度多元、创新应变、做大做强”的企业发展战略。杭钢领导班子认为，做强主业和做大非钢产业，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实现发展突围的惟一出路，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制度创新的机遇。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杭钢以主业上市为启动点，开展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和多种制度改革;以混合所有制建立和职工、管理层持股为切入点，尝试非钢产业的市场化制度创新;以与民营企业合资共同创办宁波钢铁基地为突破点，实现了集团体制创新的重大跨越。这些制度创新，抢占了发展先机，为集团的整体改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集团公司改制重组

　　奠定战略实施基础

　　1994年10月，杭州钢铁集团公司成立，自此，杭钢由传统的工厂制度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型拉开了序幕。第二年10月，杭钢抓住浙江省经济管理部门实施转换体制和国有大型企业深化改革的机遇，与浙江省冶金工业总公司合并组建浙江冶金集团，对杭钢集团公司进行了重组。从单一产业格局成为一家集钢铁、房地产、国内外贸易、环境保护、酒店餐饮、高等职业教育、黄金开采与冶炼等多产业、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并被列入国务院重点扶持的512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和浙江省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

　　规模的急剧扩张和产业的急剧多元以及被确定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这促使杭钢从传统制度惯性中挣脱出来，打破固有思维模式，一面结合主辅分离改制，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着手建立适应多元产业、母子属性关系的集团管理制度，一面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高度尝试集团公司治理结构改善。在“减负型”改革方面，他们集中完成了所属中学和两所小学移交地方管理以及医保、社保、住房制度改革和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在“剥离分流型”改革方面，对所属医院、新事业公司等后勤服务单位进行了剥离分流改革;在“解困脱困型”改革方面，先后对十几家所属二级单位进行了结构调整及改制重组。

　　与此同时，采用募集方式发起设立了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3月在上交所成功上市，集团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启动。

　　非钢产业制度整合

　　营造强大发展优势

　　因为与浙江省冶金总公司的合并重组，杭钢几乎在一夜之间接受了一批非钢产业企业。如何在集团管理层面建设科学有效的制度和在非钢企业建立适应市场化需求的企业制度，是杭钢所面临的制度创新的重要课题。领导班子认为，解决非钢企业杂、散、差问题，必须坚持资源整合、规模化发展和专业化发展的核心原则和方向，这不仅是非钢产业做大做强的惟一出路，也是集团管理体制创新和非钢企业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领导班子还意识到，应该突破现有非钢产业限制，在整合现有产业的同时，寻找和进入新的更具有优势的非钢产业。为此，他们制定了非钢产业发展的“有进有退”原则。

　　随后的几年时间，杭钢非钢产业发展进入了风起云涌时期。他们首先侧重扶持与主业关联度较高的贸易产业和具有较好基础的酒店业，并大举进入具有多方位发展优势的地产业以及高成长性的环保产业，同时退出冶金机械等行业。进入新世纪之后，非钢产业中的主导产业日趋规模化，并且形成了专业领域内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样的基础上，杭钢全面整合对非钢产业的管理体制，于2004年成立了杭钢置业、杭钢商贸和杭钢旅业三大专业集团，初步形成了统一协调的运作架构，为优势产业实现集团化、规模化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2005年，按照专业集团“分步走”的整合思路，杭钢工贸公司和杭钢国贸公司合而为一，两家公司合并后从市场业务、经营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优化和重组，为产业集团内部资源深度整合提供了制度保证。

　　非钢产业制度创新

　　释放多元发展活力

　　杭钢在实施非钢产业战略整合、创新和打造集团非钢产业管理体制的同时，一直把非钢企业的体制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同步实施和推进。首先，他们本着产权多元化和国有股份“有进有退”原则，采取管理层持股、技术入股、职工持股和企业交叉持股等方式，对部分非钢企业实行股权多元化和股份制改造。先后对冶金研究院、冶金贸易公司、金成公司下属单位、富春宁波分公司、冷带公司和德清莹石矿、嘉兴冶金机械厂、温州冶金机械厂等单位进行了产权改革。浙江省冶金研究院创建于1958年，是浙江省有色、冶金行业规模最大的开发类科研机构。杭钢接手该院后，一面推动其列入省属科研院所改制试点，一面进行产权改革，由职工和管理层持股49%，国有股退至51%，焕发了管理层和职工的热情和创造力，使企业发展成了颇具规模的技工贸产业联合体，步入全国同类型科研院所改革和发展前列。

　　与此同时，他们积极探索实践国有与国有、国有与民营、国有与外资等多种合作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实现了强强联合的目的。原来独资的省冶金房地产公司2000年引入国有企业合作伙伴重组之后，市场迅速打开，目前年开发量达100万平方米以上。集团的另一家地产公司采取国有控股、外资背景、民营参与的市场化运作方式，赢得了跨越式发展效果。

　　杭钢集团在创新非钢产业管理制度和非钢企业产权制度的同时，大力改革钢铁主业的干部制度、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使主业的制度改革破冰而进，既同步于集团整体制度改革进程，也使主业与非钢产业之间形成了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出现了稳健、和谐的制度创新局面。

　　成功重组宁波钢铁

　　制度创新重大跨越

　　去年7月，杭钢以第一大股东身份，与3家著名民营资本共同成功重组了宁波钢铁有限公司，今年6月8日，该公司正式投产。这不仅实现了杭钢“跳出杭州，发展杭钢”的战略，而且也成为杭钢制度创新的重大跨越。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前身是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于2003年1月注册成立。后来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中，该项目被叫停。2006年3月，经国家发改委核准，由杭钢集团牵头重组宁波钢铁有限公司，同年7月7日新公司正式成立，杭钢为第一大股东。公司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铁水400万吨、钢水421万吨、商品板带385万吨。项目主体装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与国际接轨。该项目是浙江省“十一五”计划重点工程，是该省发展临港重化工业、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战略的核心项目。杭钢集团重组宁波钢铁的成功，标志着制度创新的关键性突破，推进了集团持续深入的改革步伐。

　　今年3月21日，杭钢通过拍卖方式将一家控股的地产公司股份成功转让给万科企业股份公司，当年投资8400万元，成交价高达10.05亿元。这既表明杭钢在非钢产业领域的专业化成熟程度，同时也可以证明杭钢在驾驭非钢产业发展方面的制度创新能力。

　　时至今日，杭钢形成了完善的集团公司董事会、党委会、总经理、职代会等工作条例以及两级班子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制度和重大问题决策的集体讨论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员工听证制度等一套完整的决策体系;同时，还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检查和整改制度以及领导班子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和效能监察制度等一套监督保障体系。非钢产业制度创新日趋成熟，钢铁主业制度改革实现重大跨越，赢得了整体制度创新的大好局面。

　　企业家感言

　　发展中改革与改革中发展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童云芳

　　因为杭钢的主业扩张受限于杭州市的城市规划，不能增加一分土地，所以，我们要发展，只能在做强主业的同时，全力发展非钢产业;而发展非钢产业，必须选择先进的企业制度。一方面，先进的制度具有充分的活力，可以使产业增长迅速;另一方面，我们也一直把非钢产业的制度创新，视为集团公司和钢铁主业体制、机制改革的先期尝试和探索。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们认为后者的意义并不亚于前者。

　　前者，使我们形成了巨大的非钢产业规模，使其销售额、利润双双超过主业;后者，则是对集团的观念与文化转型、体制与机制再造、核心能力建设与形成，带来了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富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已经使杭钢产生了深刻变化，使主业发展走出了杭州，成功地与优秀的民营资本共同重组了宁波钢铁公司，而且在未来的改革发展进程中，仍会更加突出地产生作用。

　　国企改革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像杭钢这样的传统大型国企，不仅具有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国企典型特征，而且，制度的沉重是最为显而易见的弊端。然而，正是因为其规模大、历时长、积弊重，改变起来才非一日之功。任何盲目和盲动，都会造成巨大的风险。那么，改革的切入点到底在哪里，该如何推动改革的进程?

　　我们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契机就是改革契机，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完成改革的命题。如果说，杭钢采取适度多元战略大力发展非钢产业，是由于主业扩张受限而带有某种被迫选择的话，那么，创新非钢产业体制则是积极的和有意义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主业与非钢产业之间，在集团公司与非钢企业之间，形成全方位的无障碍参照，促进观念改变、体制反思、机制借鉴、管理学习、文化碰撞。这个过程极为必要，是杭钢全面改革水到渠成的必然过程。

　　当然，抓住非钢产业发展契机推动企业制度创新，也是对我们驾驭整体制度改革能力的考量。我们必须做到客观冷静地认识主业与非钢产业的历史、性质、行业与发展方式的不同，从而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战略;同时，我们还必须协调主业与非钢产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制度改革的同时，正确掌控二者之间的差异幅度，科学把握两个系统的进程节奏，既差异化推动，又整体化跟进，形成统一的、整体的改革发展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处理好两个系统的文化相融关系，制度改革必须在和谐文化中进行，并且促进文化的更大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