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算是“大商人”?近些年，在电视里连续热播的几部事关民族商人的连续剧，诸如《大宅门》、《乔家大院》、《大染坊》等等，无不突出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民族企业必须成为国家的担当，其领袖才可谓之“大商人”。选点当然相当高远，但却弱化了这些民族企业得以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品质与信誉的传承。也难怪，在当下这个属于资本的商业时代，人人都在关心着所谓上市，所谓融资，所谓股权转让，所谓资本运作……谁还会惦念着属于“大商人”的百年老店情结?或许只有在诸如“全聚德”、“同仁堂”上市时，人们才会回忆起它们属于百年的荣光，当然，其中的价值还要折射于股价之上。

　　“现在有些企业把创业的目的就定成了上市融资，而消费者也把能否上市作为衡量企业的标准之一，殊不知，其实所谓上市不过是企业发展的手段之一，而一个企业存在的根本在于它对于社会的不可或缺性和稳定的品质提供。”朱国凡创立的“良子健身”品牌已经走过了10年，从初创时的9万元到现今仅品牌价值就达3个多亿，作为良子健身的董事长，朱国凡的身价几乎是在以几何速度增长，很多人劝朱国凡，以良子的经营业绩，上市融资不是问题，但朱国凡一再回绝，在他看来，与其快速融资迷失企业既定方向，倒不如步步为营继续他的百年老店之梦，“朱国凡良子的每一家店在选址上都有相当要求，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而作为良子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技师，也不是有些钱就可以速成的。以我多年的经商中累积的经验来看，钱多了未必是好事，一家企业发展的依托首要在于良性循环，悟到这一点，我和良子用了10年”。

　　10年的时间，朱国凡和良子已有所成，而他的成功也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在这10年的大浪淘沙中最具成长性群体的代表———最初，他们或敏锐或无意地看到了社会变革期人们在精神或物质上的新需求，并由此挖掘出需求所蕴藏的无边财富。而后，在从作坊式的试探到企业化的管理过程中，他们又完成了由商人到企业家的成功蜕变。而这种蜕变，也正是成功的中国民营企业走过的必由之路———创意、扩张、变革、品牌。

　　朱国凡平日最爱读两部书，其一是《资治通鉴》，其二是《曾国藩》。“有人觉得读这种书很累，但我却乐在其中。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有多聪明，其实不过是比别人幸运一些;不要以为自己的成功在于先知先觉，其实那些跌过或是还没跌过的跟头，先人早已总结好并给你写在书上了，自己不过就是比别人多看了几眼”。两部书，朱国凡几乎都已经把每册都翻烂了，但还是手不释卷，在他看来，做人熟读一部《资治通鉴》足以;治企则要深谙一部《曾国藩》，他认为，“中国本土商业管理资源匮乏，三千年的古老文化，一直把商人排在最后一位，士农工商，是这样的顺序，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是这样，汉朝对商人穿什么衣服都有规定，甚至在法律上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商人很难有自己的出头之日，在社会上被人歧视，因此更不要提什么商业经验的传承了。我个人认为，对于企业管理而言，操作最实用，资料最扎实的就是这部《曾国藩》了。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给曾国藩的定位是社会综合资源整合大师，这与曾国藩所处的位置有关。在社会学上有一种源层的理论，就是如果我们将原来的旧体制形容为一个圈，新体制则是另一个圈，尽管在一段时间里新体制所在的圈很弱小，但是这种新体制日后可能取代旧体制。曾国藩是旧体制中不边缘的人物，但是也不是核心人物，离核心人物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曾国藩要创建新体制、要进入新的核心位置，而且要以新体制取代旧体制，做到这一切需要相当的资源、相当的整合能力、相当的经验累积。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也是这样，最先受益的人往往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原有体制中相对边缘的人，因为他们从旧体制里得到的资源非常有限，所以他们渴望进入新体制，比如良子。任何时代的变局，都给每个人创造了很大的发展舞台。面对变局，有的人脱颖而出，有的人销声匿迹，有的人被淘汰掉了。曾国藩对应的策略是什么呢?他有一句名言，‘人在局外呐喊于事无益，必攻之入局才有成事之机。’就是这句话最终促使我从足疗这个小点切入了保健这个大市场，并由此展开了10年我和良子的商业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