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我去北京的后海某省政府办事处见一个医生。他是我中学的同学，后在大连开了自己的诊所。他本是个牙医，这个经理人是他常年的服务对象，可是后来成了朋友，成了无话不谈的人。他坚持把他送到北京，是因为经理要在此转机去澳洲定居。是他们的感情已经超出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他担心他的精神已经多年，并将他的病情告诉了他的太太——一个心理医生。在他们共同的帮助下，他一直努力的完成了他10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

　　那天，我们本是想带他们游后海的，因为滂沱的大雨而只能呆在一个酒吧里闲聊。

　　北京少见的雨洗去了很多日子的郁闷和暑气。我们都很宁静于在快活中听着雨声。

　　他只喝酒。既然结识了，我们自然的说起孩子和家的问题，愈聊愈深，竟不自觉的说起了当企业家与家长的种种幸与不幸来。因为我是个诚实的倾听者，他才渐渐的将他的故事说出来。他说，因为他就要出国了，跟孩子一起。所以只要不暴露他的身份，他愿意将自己20年的企业家心理历程说个大概。他近10年很郁闷，只靠自己的毅力在死扛。所以在临行前接受了朋友及心理医生的多次诊疗。他说，很哲学的一个朋友一直忠告他，只有达观产生了宽怀，才能使人能够带着宽容的嘲讽度其一生。而他现在则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只有具有自由的意识和淡漠的态度，结果才能深切地、热烈地享受人生的乐趣。

　　虽说不到50岁的他就已经满头白发了，但依稀见得到他年轻时的英姿。他获过“五·一”劳动奖章，有很多光环在身上。他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时，能够让记者强烈的感受到他这个年龄段企业家的时代色彩和心理优势。

　　但他总是在说完一段话后不自主的叹气。他在后海的一道又一道光波中一次一次的迷失在自己的记忆里，又在记者的提示下一次一次的找回自己。

　　他说他爱过的女人时很坦诚大方。说自己的结发妻子也很不隐晦当初的爱。说到孩子也一样的流泪。

　　在一杯一杯的酒水中，浸泡着的是他20年与企业共成长也是他个人感情枯萎的过程。

　　说到家和亲情，他显出了老态;说到做经营企业，他依然激情豪迈。

　　他骨子里就是做企业的人，且无怨无悔。

　　我把他讲的故事串起来，就是一个男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大半个人生。

　　无休无止的悔恨啃咬着他曾经是那么坚韧的神经。而如今，他不得不一个人在漆黑的夜里像侦探一样的破译着那个远方的酒杯和那个光怪陆离的夜总会。

　　他的忧郁与犹豫是在十几年前出现的，之前他是个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一个在地方上缴利税的大户企业家。

　　那是为了考察一个项目第一次去了海南省。为了办好事情找到了一个老乡当向导。当时他知道这个人是他前任厂长开除的一个大能人。心里存了点余悸，但在旁人的一再解释下，又被那个人热情感动，就在吃过晚饭后到了一家夜总会。

　　经历颇多的他一再嘱咐秘书一定要陪好那位想求的企业领导，他自己则很低调的跟那位老乡在门旁静静的聊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中间他出去过一次。回来后不知什么时候就醉了。多少年他都是一斤白酒都打不倒的人，在江湖走那么多年没闪失过。

　　怎样回的宾馆他已经不太清楚了。秘书也是。但一夜后，他就发现屋里有女人的一根长头发，但没有其他痕迹。浑身是汗的他警觉的马上问秘书，秘书说没有什么人跟来。但他秘书也喝多了。

　　他预感到了一种不祥。

　　回家后不久他常常感到有个影子一直在跟随着自己，身体也觉得有说不出的一种不舒服。

　　一时间，他的理智陷入了绝境。杀了那个老乡的心都有。

　　他找到了老厂长问那个人当初的情况，才知道那个人一直对企业的领导寻求报复，但是没有机会。

　　他们一起跟市里的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因为要涉及继续做的大项目和许多相关事情，一旦有了后患他绝对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

　　虽说没有出现他想象的后果，但自此，他精神的内省从没有停止过。而且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他的权力和责任也愈来愈重。每次不得不做的陪吃陪喝他都一律带上两个副手，并要亲自开酒瓶。

　　说起这个经历带来的痛苦，他表示，在工作上他没有过多的抱怨，他骨子里是属于事业狂型的，而且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于这个时代的感激。正如在他的日记中所言：固然，市场经济带给我们时代很多人很多痛苦，甚至是无穷的麻烦和苦恼，它造成了很多失业的机会，也让很多人紧张的工作，它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让许多人精神失常，它带给我们自由和犯罪的机会，但是，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市场毕竟让我们、甚至逼迫我们自由选择，通过行使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逐渐的懂得了自己的价值，我们获得了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鹰飞得再低，它毕竟是鹰，不是鸡;幸福的奴隶，再幸福，毕竟还是奴隶”。

　　但他特别承认，自此后他的心很累。由此带来的阴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感情生活。

　　“红颜知己”是他忧郁而劳顿生活的一束强光。他无法躲闪。

　　无数次的情感挣扎，编织了很多自己灵魂丑恶的故事，可她不但不相信反而对他的关注更加强烈。他的感情开始跟自己的理智长期的博弈。

　　在他所领导的企业取得了很大的业绩后，他被猎头公司以高薪挖到我国前沿地区的一个合资企业。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行业里不多的专家型职业经理人了。

　　他首次接手一个8亿元资金的扩建工程，全部设备都从国外进口。那一年，他不停的在欧洲各国跑。

　　他承认，在他做职业经理人的日子里，一个曾经不得不用的企业法律顾问成了他经常见面的人。后来，那个人自己成立了事务所。其实，他们在共同合作的时候没有任何个人感情搀杂在里面，而是这个女人为了平衡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不得不经常与他照面。其实，真正需要的权力在董事长那里。他心里十分明白。

　　但后来，所有不好的风声都传在他的名上。

　　他不能和所有人解释这是董事长的“人”。直到后来这个女人到了国外读书，涉及了一笔费用时，他才不得不跟班子里的一个重要人物说：“太难了，我不得不来平衡这种关系。”

　　而妻子不干了。在同一个圈子里听到的议论都是“他把她用的一笔钱安排在了国外。”

　　他无法跟一个不是做企业的女人解释的那么多，就算是自己的妻子也不行。怕这个多心且完全不能理解当今生意圈中的“不规则”的女人感情用事再传出去。

　　后来，他承认，即使他是一个最好的专家型职业经理人，但还是有很多不适应这个城市企业的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他很笨拙的应付着一些他当时无法应付的事情。这个时期，他的智商往往缺氧。

　　讲究职业道德的他只能选择忍耐。为了这个他热爱的职业和长时期养成的权利感。他说，那10年，除了事业和孩子，他没有更多的人生内容可想。每天到家都是夜里。钱卡都在老婆手中。他不会享受所谓的高质量生活，虽然他一年的工资是普通员工一年工资的无数倍。

　　2年后。他的事情渐渐很多人不议论了。可是想不到的是那个女人回来了——在她故乡的小城市做生命的最后挣扎。她得了癌症。

　　这个时候，凡是跟她有过交往的人谁都不会看着不管的。可偏偏那个董事长已经离开中国了，全家移居到了海外。她是个事实上最孤独且懂事的人。她的家人没有办法只好再找到他这个曾经的朋友。

　　他派秘书到医院交了半年的治疗费。每隔一天用电话安慰她对生命的痛苦而无奈的感受。他们从来没谈过那么多话，都是平时根本不可能说的一些生命真理。他都不相信自己的灵魂有那么高尚。

　　半年后她死在了故乡。死前说给他很多秘密——关于他的职位、关于他的敌人、关于董事长的几个女人。她说，她其实在心里真的是喜欢他的。可是，在一个陪酒的时候被董事长说破了。她怕自己的情感牵扯到他的前途就没再跟他交流。但她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有伤痕。她一直关注他的内心精神。

　　她说出了很多令他惊讶的事情，很龌龊。他也懂得了企业决不是他一个人就能搞好的。他不会配合的那些事情都将是他日后的绊脚石。

　　她死了。他在死前只是通话。他不敢去面对当年如花似玉的女人。而她也是更加理性的表达着一个女人能够给予最爱的男人的一切。

　　他最后决定告诉那个董事长时眼里全是悲哀的眼泪。几近求他回来看看她。董事长也是长吁短叹她的命苦和自己的牵挂，但终是没有在她需要的时间里成行。

　　他送了她。在她的家乡为她建了一座墓碑。还替董事长献上了一束鲜花。但后来在国外他与董事长见面时却没有提到这个女人的事情。董事长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成熟了。企业交给你这样的人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会跟董事会谈我的意见的。

　　他懂得，这是一个企业家也好，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好必须学会的一条原理。无需数学也说的清楚：繁衍所要求的，决不是短期的行为。短期的就是将要消失的。

　　但他自己觉得董事长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也就是社会学家提议的“同情心缺席”。后来，他看一个经济学家的书时记住了一段话：人们在市场里角逐利益，却未必非要，甚至千万不可在市场以外的生活中异化为“金钱拜物教”的信徒。我们始终呼吁，健康的市场经济需要用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来看守。当“市场”从封闭了几千年的魔瓶里释放出来时，它既能满足我们善良的愿望，又能实现我们邪恶的欲念。可惜，善良与邪恶并存于我们心中。于是，天使的呼唤与撒旦的勾引同时出现。良知首先表现为对贫困不幸者的同情。邪恶的开端，如纽约堡审判所昭彰于世的是“官僚理性”。

　　他只能暗暗地告戒自己：要以良知看守自己的“市场”。别让那个魔鬼跑出来。

　　孩子曾是他最大的希望。

　　但是现实是，孩子的梦想跟他的梦想差十万八千里。

　　他在反思自己的事业成功时又看到了当父亲和当丈夫的失败。

　　于是，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辞职，跟随孩子到国外学习。

　　他很早就把孩子送到了丹麦学习，那时，他对孩子很少有贴心的话，但是他的心里是满满的爱。孩子在外期间，他尽管有过出国的机会，但他不去看望，他希望的是他能够早早成熟，早早懂得生活的艰辛是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的。但是，他发现，渐渐的孩子与他隔阂起来了。电话愈来愈少。

　　一次，孩子成绩单不好，还表示要学习历史学。改行。绝不做老爸的苦行当。他狠狠地在电话里骂了他，并与妻子吵了起来。他一直责怨妻子为了看着他而不去陪孩子。

　　快50岁的妻子那天哭着直截了当的反对他：“我就是不放心你。中国有那么多的好学校，就因为你忙我们的孩子考不上好的重点高中，就得背井离乡，就得依着你的想法让我去陪他，而你一个人留在这个大染缸里。这个家不能分开。”

　　他们的矛盾因此多了起来并渐渐升级。

　　他是技术工人出身，动手能力强，自己做的饭也好吃。妻子愈来愈没有能够与他分享的东西存在。

　　一道情绪造成的无形的墙出现了。

　　他没有时间玩高尔类的运动，但他每天早上做俯卧撑100个。

　　一天，突然心脏痛。妻子陪他到几个大医院也查不出实质性的病。他决定找他多年的牙科医生。

　　牙医找到当心理医生的妻子。妻子在为他做了书面调查后严肃的对他说：必须马上调整心理压力。不然，“假心脏病”症状会比真的还强烈，而且还会带来其他症状。

　　他一辈子没为自己想过。那一夜，他开始失眠。接下来的很多天这个症状都无法消失。

　　他被迫接受了半个月的心理治疗，向心理医生倾诉了他压在心理多年的委屈。

　　这时间，他早上在海边跑步。晚上看了很多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书。他看到了一个在德国失去孩子的父母写的一个故事。父亲说“当死亡来时，一切痛苦的补偿费都是零”时他的心如同刀绞。他哭了，流下了一个50岁男人没有流过的泪水。他还读了几篇孩子小时候的日记，他的心灵有了从未有过的震撼。

　　简单的治疗后，他重新上班了。但他发现他很难集中精力来干好企业的事情。满脑子都是自己孩子的事情。一次在北京参加一个杂志社举办的企业家年会上，他听了王石的一段演讲：我们这些老的企业家该告退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去。给年轻人让位。张朝阳也特别的表示：当身体不允许我们再在这个战场上竞争时我们就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现在的健康，要活到130岁。

　　到了2005年的暑假，他的孩子回来看他。他们有了一次倾谈，他体会了一个父亲的幸福。他终于决定辞职跟孩子暂时到国外学习。

　　他在出国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写到：苏格拉底早就说过，既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活着更好还是到另一个世界更好，那么就让我们分别出发去寻找自己的世界吧!

　　后记当我写完这个报道时，似乎也如释重负。很多企业家和经理人的心灵太沉重了。在他们能够意识到该放弃时能够放弃，是最明智的。毕竟对生命的尊重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也许，这个暂短的休息还不是能够救赦生命快乐的法宝。他也许哪一天又后悔这样的日子不应该属于他。但心理医生说，就是再回来创业，他也将不再是那个包袱重重的人了。他首先会学着爱自己、爱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