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伯剪报情，照亮家族的精神长路

　　文/秦榛

　　父亲的书桌抽屉里，珍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边缘已经起了毛边。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几份泛黄的剪报，那是他多年来写的关于“秦凯荣伯伯”的文章。每次取出这些纸张时，父亲的动作总是格外轻柔，仿佛在触碰什么易碎的珍宝。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常常看见父亲对着这些纸页出神。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书房，尘埃在光柱中飞舞，父亲的眼神却穿过那些泛黄的纸页，落在某个遥远的时空里。那时我不懂，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剪报能让父亲如此珍视。直到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那纸页间承载的，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深情。

　　伯伯也是我的三爷爷，他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父亲说，他转业后虽然当过食品公司经理，却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1975年夏天，父亲高中毕业即将下乡插队的前夜，伯伯来送行。月光透过葡萄架的缝隙洒在院子里，伯伯从怀里掏出一本《毛选》，悄悄在封皮里夹了五块钱。“别跟干部子弟比吃穿”伯伯的声音很轻，皱纹里藏着说不尽的担忧，“咱们工人家庭的孩子，要比就比谁更能吃苦。”

　　这句话成了父亲插队时的精神支柱。在红旗公社的那些年，父亲白天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就着煤油灯读书。同屋的知青都说他是个“书呆子”，却不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回应着伯伯的期望。

　　我十二岁那年，在翻阅老相册时发现一张泛黄的照片。水库边，一群卷着裤腿的人正在奋力拉网，水花溅在每个人的笑脸上。父亲指着中间那个清瘦的老人说：“这就是伯伯。”那是1979年的夏天，他们一网捕到了十一吨草鱼。父亲说，那天伯伯连夜组织人把鱼运往喀什市人民广场。“五分钱一公斤的鱼，对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的市民来说，是难得的奢侈。”父亲说到这里时，声音突然哽咽，“可那天广场上每个人的笑容，比喀什最灿烂的阳光还要明亮。”照片的角落里，有个年轻人正在偷偷抹眼泪——那是二十岁的父亲，第一次真正懂得“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分量。

　　父亲的书柜深处，藏着一本皮革封面的笔记本。翻开泛黄的纸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父亲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1983年那页写着：“今日伯伯劝阻调职，言‘莫负国家培养’。”字迹力透纸背，甚至洇开了些许墨渍。后来民政局局长亲自来要人，父亲婉拒时说“伯伯不同意”的神情，想必和他小时候被没收弹弓时一模一样。这个倔强的老人，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忠诚”二字刻进了父亲的生命——就像他临终前坚持要用最便宜的薄棺，坚持不让组织送花圈，连骨灰盒都要选最普通的那种。

　　去年深秋，我陪父亲去南湖公园散步。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晚风掠过水面，惊起几只白鹭。“这里以前是渔场，”父亲突然停住脚步，目光变得悠远，“我和伯伯在这挖过鱼塘。”他的目光追随着飞鸟，仿佛看见了1978年的月光下，两个满身泥泞的身影正就着马灯啃冷馒头。如今公园里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不会知道，她们脚下曾诞生过喀什第一批人工养殖的鲤鱼;就像年轻干部们翻阅档案时，很难想象那个拒绝特殊照顾的蔬菜公司经理，曾在战场立过两次二等功。

　　前些天整理书房时，我发现父亲把《且看黄花晚节香》的剪报和自己的毕业证书放在了一起。2002年，四十五岁的父亲终于取得了大专文凭，而那时，伯伯坟头的胡杨已经长了十三圈年轮。抽屉最底层还压着一张泛黄的字条：“爸，今天渔民送来野生鲟鱼，要是伯伯在，肯定又要骂我搞特殊了。”字迹有些发抖，估计是某次酒后写的。

　　此刻，阳台上传来轻轻的说话声。父亲正在给奶奶喂药，八十三岁的老人虽然痴呆多年，却始终认得儿子手上那道疤——那是1979年冬捕时被渔网勒伤的。我望着父亲佝偻的背影，突然明白，伯伯留下的从来不是训诫，而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就像喀什夜市里永远鲜活的烤鱼，就像东湖畔新栽的沙枣树，有些光热，注定要穿过岁月长河，温暖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窗外的夕阳渐渐西沉，最后一缕金光透过玻璃，正好落在那叠泛黄的剪报上。那些纸页间流淌的，不仅是一个侄儿对伯伯的思念，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跨越时空的守望。